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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来最严峻时刻：珠三角工厂大撤离 千家鞋厂倒闭万余港企欲关闭 文章来源: 南方都市报 2008-01-22
1月16日，佛山祖庙汽车站。湖北外来工肖汉军，和七八个同乡守着大堆包裹在站前广场的冷风中等待，在跨上驶离这座南方城市的客车之前，肖汉军留下上述感叹。 逼近年关，然而肖汉军一行这次回家，不为过年。大半个月前他们所在均安镇的牛仔加工厂倒闭，在领到最后的工资补偿款后他们集体撤离。明年开春，他们从家乡出发的目的地将可能是苏州的某个工厂。 新年的元月，入冬的珠三角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转移之痛：上千家鞋厂倒闭，万余港企面临关闭潮，更多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计划迁离这里。 在中国经济版图上曾独领风骚多年的珠三角，昔日热闹、辉煌的“世界工厂”的场景或将成为历史。 迁出去，引进来，由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现代产业体系升级，是现实，也将是历史的必然。 脱胎换骨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企业、外来工大搬移后的珠三角，将迎来怎样的未来？在时下高压、躁动、犹疑、对峙交织的阵痛中，珠三角正站在裂变的十字路口。 20年来最严峻时刻 ———珠三角企业语录 “没有谁愿意走，但没办法再撑下去了。” 人民币持续升值，原材料涨价，工资成本上升，招工难，出口贸易受抑，政策频繁调整，刚刚又颁布实施了《劳动合同法》和“两税合一”新政，“我们的头上悬起了一把把刀！” “珠三角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就如同一张越来越紧的网。” “什么都涨了，赚不到钱，连工人都难招。” “这里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了。” 一年内倒闭上千鞋企 元月1日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给了部分企业决定迁离的最后一掌。鞋企大面积溃退，致命的还是企业长期以来的“内伤”，《劳动合同法》只是压迫的“最后一根稻草” 梁嘉耀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张越南地图，他指着版图南部平阳省易安县的位置说：“明年，我们的新厂将迁往这里。”没有乔迁的喜悦。梁嘉耀摊开手，夹带港味的普通话里流露出些许沮丧和无奈。 52岁的他是东莞一家港资鞋厂的老板，18年前和许多从香港点击查看香港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来内地的老板一样，在“世界鞋都”东莞市厚街镇办起了工厂，然而最近半年来，身边的许多鞋企一家家消失，梁嘉耀也在为他的工厂筹谋出路。 2008年1月12日，春节前20多天，这位香港老板再次从越南胡志明市飞回广州点击查看广州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下飞机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安排公司商议迁厂的会议。 “没有谁愿意走，但没办法再撑下去了。”在梁嘉耀看来，企业的负荷在以一种“加速度”连环袭来。人民币持续升值，原材料涨价，工资成本上升，招工难，出口贸易受抑，政策频繁调整，刚刚又颁布实施了《劳动合同法》和“两税合一”新政，“我们的头上悬起了一把把刀！” 梁嘉耀不讳言，元月1日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是推动他决定最终迁离的最后一掌。早在新法实施前的2007年底，这家鞋厂就基本上歇业了，600多名员工遣散近2/3，“光补偿费就拿了几百万”。 梁测算，若按《劳动合同法》，鞋厂用工成本将增20%，这对本就不堪重负、利润在8%左右徘徊的鞋厂来说无法承受。“现在工人流动频繁，不仅麻烦，还会赔死的。” “在东莞，约1000家制鞋企业中就有200-300家倒闭。”亚洲鞋业协会秘书长李鹏如是说。而东莞还只是珠三角的一隅，李鹏介绍，广东制鞋企业主要集中在东莞、惠州、广州、鹤山和中山这几个城市，总共有5000-6000家。近一年来关闭的大中型鞋企已超过1000家。在鞋企较集中的惠东有3000多家鞋厂，最近两三个月内，中小型的制鞋、鞋材厂就关闭了四五百家。 东莞宏腾鞋厂业务经理靳飞告诉记者，年关即临，许多仍在开工的鞋厂其实也都在考虑同样的问题：关还是搬？他预计春节过后，还将有一大批鞋企关门。 鞋企大面积溃退的原因，靳飞并不认同是新法使然。他认为，致命的还是企业长期以来的“内伤”，《劳动合同法》只是压迫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谓“内伤”，靳飞说，珠三角超过80%的鞋企仍靠“低成本、低利润”的加工贸易模式，始终居于价格链底端，利润仅在5%-8%之间。近年一系列原材料、工资、水电、厂房等成本飞速上涨，“新法实施之前大部分鞋企已经奄奄一息。” 靳飞说，提前关闭的大多是低端鞋企，有的关，有的搬，迁入地多为劳动力、生产资料成本更低的内陆省份或东南亚地区。 这一说法得到亚洲鞋业协会的佐证，该协会统计，关闭的鞋企中，有约25%迁到东南亚的越南、泰国、印度、印尼、马来西亚等地，有约50%迁到江西、湖南、广西等内地省区，另有约25%目前仍在观望中。 万余港资企业难过年关？ 行业人士分析，春节前后将会有近1.2万家员工在2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倒闭，其中更以港资企业为主 鞋业的撤退，只是珠三角暗流涌动的制造业集体大迁移的缩影。 东莞经贸局人士告诉记者，在传统制造业中，如服装、纺织、塑料制品、电子元件、金属和非金属制品等，均出现企业大规模撤退的情况。 近一个月来，记者走访东莞、佛山、广州、中山等地，一些昔日人气沸腾的工业园区，如今冷清了不少，许多工厂人去楼空，凌乱的地面留下企业搬走时的痕迹。 2008年1月6日，在佛山张槎办制衣厂11年的朱永新收到从株洲传真过来的一份合同，他正计划年后将工厂迁到湖南的长株潭经济区。 “什么都涨了，赚不到钱，连工人都难招。”朱永新说，2004年生产铜扣的铜还是2万多元一吨，现在涨到6万多元一吨。就连日常用的衣车油，2月份还是60元一桶，现在涨到75元。招工，两年前是600元到800元的工资，现在涨到1200元左右，技术工人到了1500-2000元，就这还为招不到人苦恼。 “特别是最近两个月，我们这里的制衣厂关了很多家。”广州市太和镇，在这里做了10多年外贸出口的工艺品厂老板邱林，也正打算把厂迁到非洲去。“我们主要是对欧盟出口，非洲原材料、劳动力成本要低得多。” 以树脂为主要原材料的泰奇工艺厂，2000年的树脂是5500元一吨，现在涨到14000元一吨。 “放开原材料、工资成本上涨不说，我们还可以‘硬吞’，但今年接连不断的各种政策，硬是把我们逼到了火山口上。” 2007年佛山玩具商张树鸿自杀事件，已经给玩具工艺企业带来压力和恐慌，随后各种限制政策又接踵而来。2007年7月1日调整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政策；7月23日颁布“44号文”（《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纺织、家具等1853种加工贸易出口受限；12月底，新一批589种商品的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公布。 元月1日的《劳动合同法》和“两税合一”，邱林说，直接导致他的许多同行关门大吉，“剩1/3不到了，关掉的比搬走的多。” 香港工业总会一份针对珠三角港商的调查显示，珠三角目前约8万家港企中，有37.3%正计划将全部或部分生产能力搬离珠三角，更有超过63%的企业计划迁出广东。 一家台湾投资公司预测，2008年劳动力成本将增加8%，许多台资企业将转移到内陆省份或越南，东莞和深圳点击查看深圳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地区的几百家台湾投资的小厂明年将关闭。 深圳加工贸易企业协会会长陈永汉也表示，很多企业都认为目前是近20年来最严峻的时刻，他们面临环保要求提高、工人最低工资上调、加贸政策收紧、银行停贷、民工荒、供电紧张、劳动合同法及地方政府急促产业升级转移等众多压力因素。陈永汉说，按此形势发展下去，春节前后将会有近1.2万家员工在2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倒闭，其中更以港资企业为主。 香港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主任梁百忍也预言：未来两年，珠三角8万加工贸易型港企都将面临生死攸关的抉择。他呼吁港企要尽快转型升级或者迁移，越早行动越好。 多米诺倒闭链 东莞一包装厂负责人分析，大面积企业倒闭或迁离，引起的多米诺效应正在形成，春节过后“倒闭冲击波”会越来越明显。1万家较大的厂倒闭，集群链条上会有20万家小厂受影响 2008年1月10日，东莞市中堂镇。 一家纸箱厂人员在菜市场附近电线杆上张贴新的广告，“因公司另有发展，资金周转短缺……连厂带业务整体低价转让。” 纸箱厂老板、四川人郭婷婷告诉记者，工厂以前主要为东莞、深圳的鞋厂、制衣厂、电子厂等提供纸箱包装等，以前业务较为固定的客户近来倒闭了多半，纸箱厂的订单骤减，迫不得已转让。 中堂镇另一家包装厂负责人蔡华清说，大面积企业倒闭或迁离，引起的多米诺效应势必会形成，以前捆绑在企业上的链条会迅速崩解。蔡华清举例，拿鞋厂来说，一家较大的鞋厂关门，为鞋厂提供配套的纸箱厂、印刷厂、包装厂、鞋的各种配件厂都将受牵连。 “通常大厂有一二十家配套的小厂。”“而这些小厂，譬如鞋垫厂倒闭，又会引起更下端的连锁反应。就像一条大河决堤，周围的地带也都淹了。” 蔡华清推算，如果1万家较大的厂倒闭，集群链条上会有20万家小厂受影响，如果再加上更小的甚至作坊式的小店，这个数字还要乘以10. “不仅企业形成了链条，生活的各方面也都形成了链条，做工人生意的商店会倒闭，针对外来工的幼儿园会倒闭，还有很多其它第三产业第四产业等等，都会跟着关。” 为整治污染、降低能耗，“陶瓷之都”佛山正对陶瓷企业全面施压，准备在近一两年内将低端陶瓷企业全面淘汰。而与此同时，“多米诺倒闭链”的影响成为令人忧虑的问题。 据记者调查，佛山最高峰期曾达到了10000多条陶瓷生产线，经过外迁和关闭剩下不过1000条，今年还将再强制性关闭约上百条生产线。 南庄紫洞一家被关闭的陶瓷厂附近，很多士多或餐饮小店已经关门，或是准备转让。这里原本许多以外来工为主要客源的湘菜馆、川菜馆、江西菜馆、河南菜馆等，很多生意萧条濒临倒闭。 受冲击的不止于此。佛山石湾、南庄附近很多居住小区的出租屋，也因外来员工大量返乡，很多房子空了出来。“基本上都是租给做陶瓷的人，估计明年会少很多人租了。”佛山石湾榴苑路某房地产中介公司说。 佛山本地从事陶瓷行业的人，也在为出路担忧。“从小在石湾长大，见得最多的就是陶瓷，基本上都是在陶瓷企业里找工作。”阿荣苦恼着，除了做陶瓷外，他还能做什么职业？有阿荣这样想法的佛山本地人很多。 东莞一位从事运输的本地司机也忧心忡忡，工厂搬了，外地人少了，以后东莞原住民靠什么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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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出身的作家的错误，往往在于背离他们自己的心， 他们的力量之所在，而向较高的社会阶级借用那些抽象的 概念和泛泛之谈。平民作家有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然而 他们自己却毫不欣赏，那就是他们不懂人云亦云的俗套…… ——儒尔•弥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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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用工环境再调查 老板工人都活得很痛苦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6月27日 02:08 第一财经日报
21日下午他来到东莞长安镇沙头胜某制鞋厂门前等候。厂区大门口悬挂着“本厂长期招聘工人”的红色横幅。门口的长廊上站着十五六个来应聘的青年男女。人事科会在14：00把他们逐个叫进去面试。在黄满看来，大厂的吸引力是比较正规。黄满说他期望的薪水是1300元/月，按月结算工资，一周休息一天。 小作坊仍让人无法忍受 一年前黄满曾在长安镇厦边一家小厂做车缝工作。据黄满介绍，尽管有两个月工资达到了“很高”的1583元，但他绝不愿再忍受：每天工作从7：30持续到22：30，每月休息一天。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工厂半年才集中发一次工资，每月只发200元生活费。 在东莞，像黄满一样渴望进大厂的工人不在少数，东莞最大的制鞋企业——裕元厂雇用工人达到五六万。在某大厂工作了8年的方先生说：“这两年的变化非常大。”他介绍说：2005年开始，集体合同变成了个人合同——即每个人都与工厂签订合同。“而在以前，我们连合同什么样都没有见过。” 在大型工厂，工人的平均收入大约在1000元左右。投保采取自愿的原则。“如果工人愿意投保，企业大约需要拿出65元/月给工人购买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工人则每月大约支付20元。” 另一些大工厂则为工人设立了图书馆、医务室、运动场所等，在职工宿舍安装了热水淋浴。根据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5年4月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下称《报告》)指出，他们调研的1000个用人单位中大约60%拥有上述设施。 胜百吉制鞋厂王太平说：“如果不履行国际人权标准，国际品牌就不给我们订单，如果国际品牌不做好人权检查，NGO(非政府组织)就会找他们麻烦。”据了解，耐克(NIKE)、阿迪达斯(Adidas)、彪马(PUMA)曾因虐工事件遭到NGO的公开责难。 耐克劳工权利督察李丽(lily)肯定了上述说法。她的工作是来往于珠三角各地检查那些申请做耐克的代工厂和正在给耐克代工的企业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标准。“仍有大量的小工厂不符合要求，”李丽说，“有时让人感到压抑。” 在一些小工厂，四五十个工人在一个小车间里劳作，为了省电，老板关闭了通风设施，空气令人窒息。在大底车间(制作鞋底的部门)由于温度很高，即使冬天，壮小伙们也是挥汗如雨，皮革与汗水混合发出的味道异常难闻。 大企业早就抛弃的含有甲苯、二甲苯、二氯甲烷的腐蚀性黏合剂，因为价格便宜和黏合效果较好，在小工厂普遍使用。因为缺乏劳动保护，工人的手红肿不堪，到了冬天还会裂开。为了自我保护，工人双手戴上两层塑料袋。而他们的工作时间也大量延长，每个月只有一个星期日的下午被允许休息。 如果被劳工督察询问，那些工人的眼睛里会流露出惊慌不定的神色，回答时吞吞吐吐，内容却千篇一律。“显然被人威胁并统一了口径，”李丽说，“厂方出具报表通常也造假。”她表示这样的企业不可能获得国际品牌的订单。 高工资中的加班“水分” 根据《报告》，1995年珠三角劳工的月平均工资为380元， 2003 年上升到700 多元，2006 年抽样调查平均月工资达到893元(含加班费，不含食宿补贴)。 《第一财经日报》调查发现，很多东莞工人的月工资超过1000元，但其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是加班费。 比如方先生，在鞋子行情好的时候每月能挣到1200元，其中基本工资为800多元，加班费大约在400元左右。加班时间通常在周一、周二和周三的晚上，每晚大约2小时。一个月加班时间不超过36个小时。但是连月来由于订单不足，所有的加班都取消了，方先生每月只有800元，几乎存不下什么钱。 SAI(一个制定人权标准的国际机构)中国项目主管马英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由于加班严重超时，尽管工人的工资表面高于最低工资标准，但是如果按小时计算，他们的加班工资少得可怜。 刘芳曾在东莞高埠镇的一家制衣厂就职。她每月的基本工资只有400元，如果保证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在14个小时，她一个月能领到810元工钱。算下来加班费不到1元钱/小时。 效率永远放在第一位。李丽说，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加大劳动强度，是所有的工厂必用的招数。按照裕元厂的流水线设计，劳动强度是920人1小时必须完成480双鞋子。贴底车间的小伙子们每小时必须贴30双鞋底。在该工序，工人需要很用力地用拇指按住鞋头，让它和鞋面贴合。由于工作强度太大，他们的拇指指端变型，显得特别肥大。 东莞市劳动局副局长黄惠屏表示，虽然企业表面上大都执行了东莞574元最低工资标准，实际上企业逃避最低工资的方式更加隐蔽。主要体现在加班费的问题上：部分企业以计件工资为借口，提高劳动标准，造成工人工作量加大或被迫加班完成正常工作；有的基本工资达到要求，但加班费的计算基点低；有的表面上调高了工人基本工资，同时提高了伙食费用，增加工资扣除项目。 “企业主给员工下跪”传说 尽管工资提高，但由于工作强度太大，工人特别是女工的流动率非常高。目前，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出现用工不足情况，小厂的情况则更为严重。为了留住工人，一些企业主要求工人必须抵押身份证或者数百元现金作为保证，工人工资6个月或一年结算一次。尽管如此，还是无法阻止工人跳槽的欲望。 “每过半年，很多厂的劳动力都要重新换一次血。”李丽说，“2005年，虎门曾发生过企业主给工人下跪的事件。因为机器空转将使成本增加一倍。” “在加工贸易的链条上，每个人都活得很痛苦。”21日，江门一家制衣厂老板张先生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张先生的厂大约雇用了500多工人，在珠三角“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企业中，这个厂只算中小规模。 “每天工作14个小时，除了安排生产任务，干得最多的就是和银行应酬，想多搞点资金，”张老板说，“搞不到资金，工人的工资就要延迟发放，原材料也没法采购。” 张老板的厂很小，资金也有限。他没办法从国外直接拿到订单，只能从国内大企业手中接转手的订单。“通常转一次手，要剥去10%的利润”，他坦言，像他们这样做加工贸易的小企业，“如果不从劳动力身上想点办法，将无利可图”。 江门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为474元/月，但是张老板厂里的工人人均工资每月大约700多元。他对记者直白地表示：“说实话，最低工资标准一涨再涨，我能承受的最高限度是800元。”2006年7月1日,深圳特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将达到810元/月。而广东省新一轮的最低工资标准将于今年下半年出台。 像张老板这样的小企业主在珠三角非常普遍。根据《报告》，有46%的企业表示没有能力提高工资，其中79.3%属劳动密集型企业。 记者观察 企业淘汰加速 目前，珠三角企业在加工贸易中获得的平均利润在3%~5%左右。石油、铜等原材料价格上涨了数倍，同时土地和劳动力工资成本增加；另一方面，产品出口的价格几乎没有变动，加工贸易企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薄。 据记者调查，一双彪马出品的运动鞋在美国的平均售价约为75美元，中国厂方的售价大约是2.44美元，其中每生产一双鞋花在工人身上的所有成本是0.77美元。 “在加工贸易中，整个中国都在为国际巨头打工，但却处于利益分配的最末端。”广东社科院研究员丁力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国际贸易上，我们连讨价还价的勇气都没有，”张老板说，“因为中国人不做，订单就会流向印度、越南、泰国、巴基斯坦。”据了解，每一件衣服的劳动力成本，越南大约比珠三角便宜3~5元人民币，而越南法律允许工人每月加班时间的最高限度为100小时，而中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是36小时。 如今，张老板的同行大部分开工不足，有的已经倒闭，而另一些人则频繁地前往广东落后的粤西和粤北，有的前往中国内陆和东南亚城市考察，希望能在那里找到一块落脚的地方。 胜百吉制鞋厂半年前刚刚建成了新的厂房和职工宿舍，但是高级助理张水云表示很有可能会继续搬迁。她说：“成本上升与劳动力供给不足并存，企业的压力非常大。”裕元厂则从去年开始加大在越南和泰国的投资，并逐步将中国厂几百名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转移过去弥补当地劳动力素质不高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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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出身的作家的错误，往往在于背离他们自己的心， 他们的力量之所在，而向较高的社会阶级借用那些抽象的 概念和泛泛之谈。平民作家有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然而 他们自己却毫不欣赏，那就是他们不懂人云亦云的俗套…… ——儒尔•弥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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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林：珠三角企业对加工贸易新政为何“如临大敌” 即将于本月23日起实施的加工贸易新政，让珠三角数万家加工贸易企业绷紧了神经。日前，广州举办应对加工贸易政策调整说明会，400多名加工贸易企业代表参会，气氛“如临大敌”。而这两天，国家七部委联合组织的调研小组也紧急奔赴广州、深圳、东莞三地，与加工贸易企业沟通。记者了解到，中国将继续公布新的加工贸易禁止类和限制类目录，将以7月1日降低和取消出口退税的商品为主。（8月17日《信息时报》） 我国最大的出口退税削减实施未满一个月，国家又宣布了将于8月23日起开始实施最大规模的加工贸易政策紧缩方案。商务部、海关总署发布的今年第44号公告，颁布了新一批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此次新增限制类目录共涉及1853项商品，主要有塑料原料及制品、纺织纱线、布匹、木制品等。这对珠三角地区的服装、家具、玩具、金属粗加工、塑胶等五大行业将造成重大影响。 不可否定，改革开放以来，加工贸易成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渠道，使我国形成了符合国际市场要求的制造业平台。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81年的25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8319亿美元，增长了333倍。2007年上半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4409亿美元，占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比重为45%。应该说，加工贸易对我国就业岗位的大量增加，外贸出口的快速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当前加工贸易中也存在着一些需解决的问题。例如加工贸易仍处国际产业链低端、区域发展不平衡、本土企业参与程度不高、准入门槛偏低等。 加工贸易政策的出台，的确对珠三角数万家加工贸易企业是一个极大的考验，难怪许多企业对新政策产生了“如临大敌”的感觉。据有关机构调查，调整加工贸易政策后，将给珠三角43%的加工企业带来影响，制鞋、钟表、计算机或电讯产品、印刷品或包装材料、机器和五金制品等行业受到的影响更大。现在，珠三角企业面对巨大的生产成本和出口成本上升压力，但产品销售价无法上升，令一些以加工贸易形式出口的产品，其边际利润由5年前的18%，可能减至10%，反映加工企业利润空间不断收窄。 其实，珠三角的大多数企业都是从事“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及补偿贸易)的加工贸易型企业，由于大多数产品的核心技术部件都来自国外，珠三角企业主要给外企、港台商做加工生产。这类加工贸易型企业严格意义上不是一个企业，只是一个车间，因为它没有销售、没有投资、没有技术研发部门，只是一个生产环节。这种生产模式在当时劳动力供应充足而又极为低廉的情况下，为企业产品的大量出口奠定基础。但这种加工贸易型企业大量驻守在珠三角，长此下去将造成珠三角两个不足，即动力不足和能力不足。 珠三角企业过去主要承接的是日韩、港台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这种低效率模式已经不适应当今产业升级的需要，有专家声称它“也许已经走到了尽头”。以“三来一补”加工型企业集聚最多的深圳市宝安区为例，2006年8月剩余“三来一补”企业3307家中，目前只有三分之一完成产业转型。随着国家产业政策和外贸出口政策的调整，这种“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型企业，将成为珠三角经济持续增长的制约因素。 有关分析人士在对照日本、韩国、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历程后提出，加工贸易政策每20年左右就会发生重大调整，我国目前就处于第一次重大调整期。一个普遍共识是，如果珠三角企业不利用当前的契机进行产业升级的话，珠三角未来的发展非常令人担忧。珠三角要摆脱产业升级的尴尬，真正走出困境、迈向国际，就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跨越加工贸易型企业单纯的来料加工生产模式，引来高新技术在本地孵化，让新的产业集群加速生成，形成数十甚至数百家企业的群落，进而形成产业分工或市场竞争，带来珠三角巨量产业规模。 从这一点说明，珠三角企业对加工贸易新政“如临大敌”大可不必。因为国家出台加工贸易的新政策，目的就是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全国，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的升级换代。企业要积极探索，提高加工贸易产品技术含量，提高关键零部件的加工制造能力，向产业链高端发展，由单纯加工向设计、研发、品牌、服务等内容延伸。同时，在目前的形势下，从劳动密集型转型到其他行业，或将工厂迁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以及从加工贸易转向内销，都是可行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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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出身的作家的错误，往往在于背离他们自己的心， 他们的力量之所在，而向较高的社会阶级借用那些抽象的 概念和泛泛之谈。平民作家有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然而 他们自己却毫不欣赏，那就是他们不懂人云亦云的俗套…… ——儒尔•弥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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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阴影”下的珠三角制造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8月31日 中国经营报
7月1日的出口退税调整，8月23日“44号文”的正式实施，使像洪启辉这样的珠三角地区的加工贸易企业主明显感觉到了经营压力倍增。佛山利达玩具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港商张树鸿的自杀事件，又令这个行业染上了些许悲凉的气氛。 死亡可能是个意外，但对于活着的众多加工贸易企业来说，必须面对的是在越来越清晰的政策导向下自身的一场艰难的转型升级。 一个玩具厂老总之死 平佛加油站后的利达工厂门口，偶有一两人进出。留守的保安说，这里的工人已经全部遣散。工厂门口对面的墙上，贴着一些其他工厂的招工启事。据说在张树鸿死后的那两天，工厂门口就有不少其他工厂过来招聘劳工，不乏远在东莞、深圳的外地企业。 8月2日美国美泰公司宣布召回96.7万件铅含量超标玩具。8月11日，张树鸿被发现在位于南海工厂的仓库里上吊身亡，警方未公布张树鸿自杀原因，但传闻此事与玩具被召回有直接联系，召回玩具让公司的损失达3000万美元。 工厂门口一名中年男子用手指了指天，“顶天柱没有了，大家都各奔前程了。工人们都舍不得他，老板确实人好。”这个昔日佛山第二大玩具厂和最大的“来样加工”玩具厂在轰然倒塌之前已经达到最鼎盛的时期，三个工厂的工人多达数千人。 珠三角是中国玩具出口基地，仅南海一区就接近中国玩具出口的半壁江山。但是近几年来，由于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以及玩具厂之间价格竞争激烈，此间玩具加工贸易企业的利润日趋微薄。玩具企业似乎是整个加工贸易企业的一个缩影，加上贸易壁垒、关税增加、政策调整等因素，令这类曾经成就珠三角昔日辉煌的企业处境堪忧。 企业三年没钱赚了 洪启辉的日子显然也不好过，2003年是他企业的一个转折点。 此前，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政策鼓励来料加工，既免税又免台账，当时办企业的毛利率可以达到50%。1987年以后，国家招商力度更大，土地也开始可以买卖，因此有更多人尤其是外资进入，他就是在1995年进入内地市场的。 但是，从2003年开始，洪启辉就感到来自政策、劳动力、电等配套设施供应的不稳定。 政策上，政府从2003年开始收紧。紧接着，2004年开始调整退税，这两年又一再调整。洪启辉给记者算了笔账：“以玩具产品为例，从去年9月，出口退税率就从17%，改成13%，最后改成11%。而一般工厂的毛利率大概是15%左右，纯利可以做到4%的话就不错了，加上人民币升值、工资上升、政府费用增加等各方面的费用成本上升后，企业可以赚到2%的纯利，也算很好的了。但退税减少两个点，就把他们的利润全部吃掉了。”而且“从我们知道这个政策到执行，才两个星期”，为此，他损失了一份合同总金额50万美元左右的订单。 而在今年7月我国最大的出口退税削减政策实施未满一个月，国家又宣布了将于8月23日起开始实施最大规模的加工贸易政策紧缩方案，使洪启辉的公司更加雪上加霜。因为方案中“台账保证金实转”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是比较大的影响，“以我们企业来讲，一年1000万元左右的保证金，占流动资金的8%到10%，公司压力很大。”而且现在也不能由银行担保。 再加上电费增加、工人工资上升、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升，“这些使企业在过去三年可能都没钱赚，而是处于‘挨’的状态。”洪启辉表示。 根据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数据测算，广东全省预计有加工贸易企业近8万家，目前从事加工贸易的港澳台资企业就约有6万家。因此，洪启辉的公司正是加工贸易企业境况的一个典型缩影。 升级过程中的阵痛 在此背景下，加工贸易企业纷纷谋求出路。政府和专家学者也大力鼓励转型升级。但是近30年形成的加工贸易现状要改变绝非一蹴而就。 如果想转移生产基地，比如现在很多专家学者都建议往工业园转移，把东莞模式、深圳模式复制到这些地方，但实际上很不一样。洪启辉做过假设，物流上，从东莞搬到湖南或江西，由于出口都要经过深圳盐田港(16.10,0.42,2.68%)，成本将比留在东莞高很多——原来运费将从占成本的4%提升到10%，他宁可将这个成本用于提高工人工资；人才上，现在的企业大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人越来越难招到，如果去了其他地方更招不到人。至于迁到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地区，这对中小型企业基本不可行。一个明显的障碍是：“越南请工人更难，而且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怎么能一下子找到这么多合格的中层管理人员？”洪启辉说他很多朋友曾去越南投资但都失败而归。 在企业感到很受伤的背后，是以广东为代表的沿海各贸易大省的利益得失。同时，有关人士在对照日本、韩国、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历程后发现，加工贸易政策每20年左右就会发生重大调整，我国目前就处于第一次重大调整期。 因此目前一个普遍共识是，长远来看，如果珠三角不利用当前的契机进行产业升级的话，未来的发展非常令人担忧。 中国经营报记者：殷毅，陈纯丽，江海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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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出身的作家的错误，往往在于背离他们自己的心， 他们的力量之所在，而向较高的社会阶级借用那些抽象的 概念和泛泛之谈。平民作家有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然而 他们自己却毫不欣赏，那就是他们不懂人云亦云的俗套…… ——儒尔•弥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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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七万港企临生死抉择 http://paper.wenweipo.com/2007/12/27/YO0712270001.htm http://www.wenweipo.com [2007-12-27]
——07难关重重：成本剧增 劳工紧缺 政策调整 欧美打压
的确，对于北上港企的老板来说，2007是在刀丛中走过的一年──发生了那么多让珠三角7万多家加工贸易港企心惊胆颤的事情：成本急剧上升、劳工空前紧缺、内地产业政策快速调整、欧美贸易打压手段日趋残酷。今天港商所做的噩梦，原本一直是港企大举北上的优势。今日珠三角港商正身临莎士比亚式的经典焦虑之中──生存抑或死亡？ 但在另一角度来看，2007年又是让港资企业老板奋进的一年──加工贸易港企顽强地寻找生路，转移、升级、转型，应对来自内外的压力以及提升自身的实力…… 从香港到珠三角，再到江西、广西、越南，本报记者组耗时两个月，走访了40多家港企及当地的经贸官员，感受他们的悲凉欢乐，共同寻找港商、他们所经营的企业、所聘用的员工的“下一站”。 55岁的港商房康达，接受本报记者近两个小时的采访，没有露出过一丝笑容。他说：“到内地办厂20余年，今年最难！”香港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主任梁百忍也预言：未来两年，数万港企都将面临生死攸关的抉择。他呼吁港企要尽快转型升级或者迁移，越早行动越好。 香港工业总会属下的珠三角工业协会，明显感受到来自企业的压力。秘书长张润冰介绍，“国家和广东省政府推出的许多政策，在港商中确实引起振荡。”记者了解到，在港商最为集中的东莞市，每月都举办外商与政府的协调会，不止一次出现港商情绪失控。 她说：“不少港商在东莞经营多年，投入半生心血，虽然舍不得离开，但却实在无力再支撑下去。”为了生存，至少三成港商2007年曾“走出珠三角找生机”，一部分是跟随商会或政府部门行动，其他则是利用自己的人脉联系考察。 2007年内地港企如此窘迫，究竟面临何种压力？香港工业总会副主席孙启烈将之归纳成四大类。 一、成本急升，港企逼上绝境 2007年，生产成本上涨超过20%，其中只有5%到10%能够转嫁到客户头上，另外10%以上要港企从利润中拿出。但实际上，许多行业如钟表业，去年的利润就已经降到5%左右。 二、政策调整，港商雪上加霜 全球在环保、劳工保障等方面的要求不断提高，大陆也不断调整政策，采取更严厉的措施限制企业，否则罚款很重。深港钟表商会的副会长吴朝东介绍，珠三角各行政部门2007年查厂频繁，有些企业两三个月罚款就达30多万元，而他自己的元美精密五金有限公司，全年的利润还不到100万元。 三、外国壁垒，刁难中国制造 为保护自身的利益，2007年外国出台了很多指令，对于抗风险能力较差的港企而言，这些指令往往是致命的，曾经轰动一时的香港玩具商张树鸿吊颈自杀案，就是一例。 四、员工奇缺，厂家束手无策 房康达说，招收员工从来没有今年这样艰难。他介绍，以前招人，在工厂外贴一张告示就万事大吉，但这种好事这两年已经一去不返。生意不错的时候，房康达都是跟客户承诺一个星期交货，如今生意越来越差，交货期限却不得不越推越迟，“现在一般都推迟到一个月，因为实在没有工人。” 大厂腾挪易小企多迁弃 香港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主任梁百忍说：“在这个时候，企业被迫要做出抉择。”他和孙启烈不约而同地提到，港企的前途有四种选择。 一、升级：增附加值 当前，各行各业都在想方设法提升技术、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如当前市场上每部3.7美元的烤漆烤面包机，利润只有2毛。但如果改用不锈钢制造，并加上其他功能，可以卖到每部4.7美元，利润是5毛。孙启烈介绍，升级转型的港企，主要以中大型港企为主，即年销售额达到5,000万到2亿元的港企，一般有自己的厂房。在整个珠三角有10%到20%的港资企业属于这个范围。 二、转型：提高档次 比如从生产低层次的家用产品转为生产档次较高的产品。转型一般与原来产业有相当的关联度。这种方式不如升级容易，必须具备资金、客户、资格等条件，一般也只有稍具规模的港企才能进行。 三、迁移：向外扩张 梁百忍说，港企迁移也分两种，多数港企是在保住珠三角根基的前提下，不断向外扩张；也有些港企选择连根拔起，完全脱离珠三角。据张润冰介绍，迄今真正从珠三角转出去的港企，不足20%，大多港商都发现产业转移举步维艰。而更令她担心的是，转出去后，能不能生存发展，依然是一个疑问。 四、放弃：保住老本 不少港商对于在珠三角办厂已经意兴阑珊。这些人往往年纪较大，在珠三角打拚已久，但下一代又无意接过产业。由于产品市场前景不佳，这些厂子卖都卖不掉，于是或干脆关闭，或半送半卖，让大型港企兼并，指望保住点血本。孙启烈就接到不少类似请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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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出身的作家的错误，往往在于背离他们自己的心， 他们的力量之所在，而向较高的社会阶级借用那些抽象的 概念和泛泛之谈。平民作家有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然而 他们自己却毫不欣赏，那就是他们不懂人云亦云的俗套…… ——儒尔•弥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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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并 港企老板意阑珊 珠三角恐现倒闭潮 http://www.wenweipo.com [2007-12-27] 香港文汇报 http://paper.wenweipo.com/2007/12/27/YO0712270002.htm 本报珠三角新闻中心记者：罗爱文、赵鹏飞、刘扬、唐苗苗
房康达，到内地办厂20多年，一直怀揣一个梦想，“拥有自己的厂房”。今年初，房康达随商会到广东河源买了一块地，厂房触手可及。 但房康达最近思考再三，决定将工厂以股份制形式交给追随自己多年的老部下，自己放弃办厂。 香港工业总会副主席孙启烈说，其实很多港商对于在珠三角办厂已经意兴阑珊。他预测：珠三角近两年将有1万到1.5万家港企倒闭或被兼并。对于这个数字，记者采访了数十位港商，没有一人表示怀疑。 房康达在深圳租来的厂房里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位置有些偏僻，厂房也显得十分破旧，但房东今年还是把租金提高了三分之一。采访中，接送记者、招待客人、解说厂情，都是房康达一个人。 房康达告诉记者，其实迫使他做出退休决定的主要原因，还不是工厂当前看到的一些困难，而是“未来也看不到希望”。 房康达介绍，他很多朋友都有这种想法。今年在他周边倒闭的港企就有5家，而邻近的平湖则达10家。往年，平湖每年只有1到2家港企倒闭。 材料涨价两成成品加价半成 今年55岁的房康达不断感叹做工厂“实在太累”。 他从上世纪80年代来到大陆发展后，一直从事钟表业。“以前做钟表业的同行常说，做不了高档做中档，做不了中档做低档”。但如今，房康达却是三个档都做不下去了。 在钟表行业，流行这样几句话，“钟表永远做不大”，“做钟表不要搞得太大”，因为钟表行业准入门槛比较低，又没有自己的研发，处于产业链的最末端。房康达告诉记者，今年生产手表的各种合金材料上升了20％，但成品价格却只上涨了5％。珠三角有一大批在生死边缘的港资钟表厂，分分钟都有可能倒闭。 房康达为什么不考虑升级呢？他的老朋友、同为钟表行业的港商吴朝东替他做了解释。大多数钟表行业港企，只是处身产业链的一环，根据客户需要来生产产品。 “这行潮流变化极快，如果加大投入走高端路线，一旦不符合客户的需要，就有可能卖不出去而亏大本。”只生产配件，不做产品，决定了吴朝东这样的中间厂商无法做品牌。何况房达康这样的中小企业，根本无力做品牌呢。 工厂廉让下属机器一折贱卖 “平湖往年倒闭的港企只有一、两家，今年已知道的就有10家”。 其中包括手表厂、服装厂、装配厂，甚至上千员工的中型电子厂也没有办法再做下去。吴朝东估计，春节前还有很多厂都将选择关闭，单是钟表行业内，就有很多与吴朝东关系不错的港商准备提前“退休”，恳请吴朝东收购他们的机器，一台2万多元的冲床，要价才2,000元。 房康达说：“很多港商之所以选择彻底离开，是不希望等到辛苦多年赚来的资金全部亏完后才回香港。” 他自己也已准备好随时“退休”，搬迁到河源的新厂房后，工厂将以股份制形式交给追随自己多年的老部下，“有利润可以分些利润，没有利润就收厂租”。 吴朝东赞成房康达的决定，他说自己今年40岁，也许5年后，也将走房康达的老路。“那时我有18,000平米的厂房，可以出租，就算每平米8元，也高过现在做工厂的收入。看来‘退休’是不错的选择。” 将珠三角的工厂关闭，以收取厂房房租度过晚年，只是港商“退休”后的一种选择。房康达“退休”后就没有打算回香港，而是准备留在河源，为钟表厂做研发。记者了解到，还有不少港商关闭珠三角的工厂后，将返回香港从事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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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上万企业面临撤并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徐春梅 2008-1-7
在2007年12月底，新一批589种商品的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公布之后，商务部的几个部门再次南下调研。 “现在已经陆续出现企业隐性倒闭，而过农历年以后预计会出现企业大批显性的倒闭或者外迁。”深圳台商协会会长黄明智对未来并不乐观。 多部委赴粤调研 “太快、太突然了”，2007年下半年以来，出口退税以及加工贸易限制目录等政策的调整使企业措手不及，也激起了国内加工贸易企业的巨大反应。 “从2007年7月份的出口退税下调、8月份44号文（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以及最近的新《劳动法》，这些政策在短时间内一起来，给企业的缓冲期又太短，企业已经无法应对了。”黄明智会长表示。 实际上，包括商务部在内的多个国家部委对于企业反馈的问题以及如何应对的调研也没有停止过。专业人士分析，一方面政府要缓解贸易顺差的压力，减少贸易摩擦；另一方面政府又要避免政策出得太急，企业没有消化空间而伤害整个产业。 “加工贸易的政策调整已经成为定局。”深圳观澜宝德玩具厂的薛小伟厂长表示，“三来一补”企业的项目政府不再审批了，现在企业探讨转制为与外商合资或者独资的形式。目前政府相关部门正在登记哪些企业需要转制，企业也向政府提交了预案，希望在不停产的情况下实现经营方式的转变。 广东省外经贸厅加工贸易处处长汪涛告诉记者，“目前政府多次调研后已经形成一个认识，政策调整要考虑到大多数企业的情况，要循序渐进，给企业一个适应过程。” 但是汪涛强调，政策调整的产业导向是正确的。广东加工贸易的形式正从最初委托经营的来料加工，转变为目前企业自主经营的进料加工为主。以后企业还要适应政策调整，将广州、深圳等原先的总部变成研发运营中心，把生产基地往外地转移。 珠三角企业面临关闭、撤离潮 在政府调研的同时，珠三角过万家企业面临撤并，加工贸易投资主体的港资、台资企业已经隐现关闭、外迁潮。 香港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主任梁百忍就预言，未来两年将有数万港资企业面临生死攸关的抉择。东莞一家生产木制品玩具的港资企业老总告诉记者，“现在珠三角加工贸易企业倒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有的同行准备过完春节就关厂了，有的打算再观望半年、一年。” 黄明智告诉记者，现在已经陆续出现企业隐性倒闭，而过农历年以后预计会出现企业显性的倒闭潮。 据记者了解，近日东莞桥头镇有一家台资家具工厂倒闭，老板跑掉了，欠下了800多万元工资。2007年10月份，东莞具有代表性的制鞋企业——台资的常登鞋业有限公司突然停业，用4000多万元经济补偿单方面解除了与员工合同。而据亚洲鞋业协会信息显示，2007年前三季度，广东已有大约近千家鞋厂及相关配套的企业关门或者外迁。 而近半年来，深圳玩具企业数量也出现了锐减。一位深圳玩具厂老板告诉记者，从2007年8月份“美泰玩具”事件后，国家检验检疫部门加强了玩具出口许可注册登记，重新发放玩具出口证书，如果企业在2008年1月1日之前拿不到证书，出口就有问题。“8月份，政府相关部门核查发现，深圳之前有出口证书的1200家玩具企业中，只有500多家在运作，其中200多家是合格的。而经过几个月的整改后，在12月底拿到证书的深圳玩具企业只有300～400家。 与此同时，有能力的大企业开始考虑外迁，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但现在外迁企业都是在悄悄地进行，在外地还不用原来的公司名，怕引起供应商的不安催讨货款。在此过程中，原本依附于大工厂生存的众多小工厂就只能倒闭了。 据了解，现在从广东迁往江西与广西地区的企业多一些。 深圳观澜宝德玩具厂的薛小伟表示：“现在感觉加工贸易这个行业在衰退。” 2007年政府出台的控制出口和调整外贸结构的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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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出身的作家的错误，往往在于背离他们自己的心， 他们的力量之所在，而向较高的社会阶级借用那些抽象的 概念和泛泛之谈。平民作家有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然而 他们自己却毫不欣赏，那就是他们不懂人云亦云的俗套…… ——儒尔•弥雪来 |
| 用户名: | khanscen |
| 注册日: | 2007-03-06 |
“尽管工资提高，但由于工作强度太大，工人特别是女工的流动率非常高。目前，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出现用工不足情况，小厂的情况则更为严重。为了留住工人，一些企业主要求工人必须抵押身份证或者数百元现金作为保证，工人工资6个月或一年结算一次。尽管如此，还是无法阻止工人跳槽的欲望。” 劳动力不足，老板们不愿用提高工资的办法吸引工人，反而使用强制手段。 “裕元厂则从去年开始加大在越南和泰国的投资，并逐步将中国厂几百名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转移过去弥补当地劳动力素质不高的缺陷。” 裕元厂好像是个很大的台资厂。大资本就是比小资本活络。 忽然想起：据称泰国的人均GDP比中国高啊，怎么转而往泰国投资呢？看来泰国工人也很惨……将来一定不能放过泰国国王的人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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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名: | 阿洌 |
| 注册日: | 2007-05-07 |
辞工，要么每个人都得丢掉千把块钱。 那个台资鞋厂也是个流氓厂，极之可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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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名: | 阿洌 |
| 注册日: | 2007-05-07 |
纺织业生存告急 链接：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803/34715.html
调研是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对6省纺织业进行摸底之后得出的结论。调研结论和相关政策建议最快将于本周上陈国务院。协会希望适时回调出口退税、取消进口棉花滑准税等政策，给纺织业留出缓冲阶段。 纺织品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出口商品之一，去年的外贸顺差超过1500亿美元。人民币汇率改革至今，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超过14%，加之美国次贷危机仍在扩散，悲观的气氛正笼罩于中国的出口产业。 高层批示和6省调研 “2008年1/3纺织企业濒临倒闭。”1月初，这个消息开始在网络上传播。这引起了中国商务部官员的注意。相关信息被汇总后上报国务院。国务院高层批示，要求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前往调查。 春节刚刚过去，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也开始准备摸底。 3月初，由协会会长、各分会会长带队，6个调研组奔赴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福建和河北调研。这6个省集中了中国最有实力的纺织企业和产业集群，六省的出口量占全行业的85%。 调研组希望了解的是，人民币持续升值、原材料、人工成本不断上涨，出口退税降低、加征出口关税……面对密集的政策调整和环境变化，纺织企业现实的生存状态究竟如何，他们是否还有更强的承受力？ 中国纺织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孙淮滨参与了此次调研。他说：“现在纺织企业两极分化非常严重。”2007年企业经历了多次调整，不同企业的承受力不同。产品附加值高、有自己品牌、产业链条比较长的企业面对调整时承受力更强一些。一些中小企业则很可能被这些政策的叠加效果挤压掉。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中国有多少家纺织企业。官方数据显示，销售量在500万元以上的企业超过4万多家，这也是各种出口统计数据涵盖的企业数。不过，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人士说，小的纺织企业估计有几十万家。 根据孙淮滨提供的数据，去年1/3的纺织企业创造的利润占了整个行业的80%，这些企业的利润率大多在6%-10%，整个行业的平均利润只有3.9%。 从年初开始，一直有传闻说出口退税还会降低4%，虽然还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但是许多企业在出口议价时已经受到了影响。而根据投行分析师的预测，今年人民币升值幅度可能在10%以上。 即便创造利润的1/3企业也正经历着最难熬的日子。“受到各个方面的影响，企业的长期订单已经很难拿到。”孙淮滨说。 2007年，纺织行业累计出口1756.16亿美元，比2006年同比增长19%，这是全行业出口增速自2003年以来首次低于20％。今年前两个月，出口服装及衣着附件164.4亿美元，仅增长5.7%。 纺织业生存样本 实际上，一些纺织服装出口大省已初显疲态。 今年2月，山东省纺织服装出口9.7亿美元，同比下降1.1％。其中服装出口4.6亿美元，下降7.3％。山东省外经贸部门称，这主要是受美国次贷危机、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多种因素影响。 2007年，山东省纺织出口占全国的8.1%，占山东全省出口的18.4%，是山东省继机电产品之后的第二大类出口商品。但是现在，孙淮滨说：“山东省纺织服装出口形势十分严峻。” 孙参与了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在山东省的调研，据测算，2007年山东省纺织服装出口企业因人民币升值账面损失50亿元左右。山东省约30％的出口企业表示，由于人民币升值和退税降低面临亏损，30％的企业表示利润下降1/3左右，40%的企业认为平均利润下降10%-30％。 山东孚日集团贸易公司经理王培凤希望公司2008年的利润率能保持在5%，这跟去年的水平相当。前几年，这个企业的利润可达8%甚至10%。孚日集团是亚洲最大的家用纺织品生产基地，已连续八年保持国内同行业出口创汇第一名。 王培凤算了一笔账：去年孚日集团出口额为2.8亿美元，但人民币升值7%，仅此一项企业利润就损失了数千万元人民币。 不过，企业压力最大的还是棉花的采购成本。2007年，棉价一吨涨了2000元，企业一年要采购6万吨棉花。这意味着成本一下猛增了1.2亿元。 这家拥有1.7万名员工的企业还要面对劳动力成本的提升。据介绍，由于同行业薪金的提升，2007年企业的工资涨幅达到了20%以上，目前普通员工工资约为每月1500元。 浙江绍兴永通染织集团有限公司与孚日的情形相似。绍兴县工业印染协会陈秘书长说，永通公司的出口量可以排在全省前两位。浙江省纺织出口位居全国第二。 十多天前，这家公司下属的浙江永通漂染有限公司刚刚宣布涨价。T/C布的平均价格上涨8分钱左右，T/C布是一种衬衫类服装常用的面料，浙江永通漂染有限公司主要客户都是来自国内外尤其是欧美地区的面料公司或服装企业。 “我们不是乱涨价。原料成本压力太大了。”永通漂染有限公司外贸部的孙先生说，用于染色的颜料和用于退浆的除剂去年上半年就开始涨价，现在累计涨幅有30%左右。 永通印染公司的生存状态也差不多。永通集团一位内部人士承认，印染公司目前几乎无利可图，“完全是在跑量，同类型的印染公司在绍兴县数不胜数，数量太多，谁都不敢随意提价，一提价就丧失订单。” 孚日集团称，虽然部分低端产品开始不挣钱了，但企业已经将70%-80%的产能转移到高附加值的产品，而且，他们还在尽力降低成本，以便消化自身的人员工资、设备折旧等基本费用。 山东省外经贸部门的消息称，去年人民币升值给纺织企业带来的50亿账面损失中，企业通过提价和改善管理消化了30亿元。 绍兴也将对企业数量进行总量控制，绍兴县工业印染协会陈秘书长说，绍兴县不会再有新的印染企业投产了。目前，这个县有印染企业200家。 协会的建议 尽管如此，中国纺织协会副会长陈树津表示，一系列数据可以证明，去年中国棉纺行业经济运行是良性的。 据国家统计局对棉纺行业10089户企业的统计，2007年1－11月全行业主营业务收入为7202亿元，同比增长23.54％；利润总额282.8亿元，同比增长42.7％，全年利润达300亿元，利润率为3.93％，同比增长0.53个百分点。 不过，孙淮滨说，由于纺织业两极分化得厉害，所以尽管从数据上来看，中国纺织企业的出口还呈上升趋势，但是多数中小企业的确已在生死边缘。 纺织工业协会的人士也表示，在广东虎门的调研中，企业说现在招工比以前容易了，这说明的确有一些纺织工人在失业。另一方面，国际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中国与印度、越南都处在较劲的关键时刻，“我们不希望把努力打拼出来的市场份额拱手让与他人”。 而且转移已经开始。山东威海一家用纺织品企业原来占出口15％的低档产品已经停止出口，客户将其全部转移到了越南。 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是不折不扣的民生产业。中国纺织企业工人有2000多万人，其中1300万是农民工。如果2／3的企业倒掉，1／3的企业能吸纳的职工只有40万－50万。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副会长徐文英说：“国家在考虑减顺差、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也应该高度重视这一问题。一旦产生数以万计的人失业的状况，对社会的稳定将会产生很大威胁。”徐也参与了在山东的调研。 据参与报告撰写的人士透露，目前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的调研结果已经成文，预计最快本周上报国务院。 在人民币加速升值的背景下，纺织工业协会希望国家充分考虑回调出口退税，至少是不再下调退税。一位参与报告的人士说，人民币升值是纺织行业面临的重大问题。但宏观政策不可能单独为某个行业改变，所以我们希望用退税调节。 上述人士称，历史上纺织业的出口退税曾降至11%。1998年，由于多数企业面临着困难，纺织业出口退税也曾回调到15%。这之后又降到了13%和去年的11%。 棉纺织企业诟病最多的是进口棉花滑准税。孙淮滨说，中国每年棉花需求缺口是450万吨，进口配额只有90万吨。超出配额的进口需要征收滑准税。这样，一吨棉花的成本就增加了2000元。 棉花在纺织业原料成本占企业成本70%的现状下，棉价直接关涉企业利润。纺织工业协会认为，进口棉征收滑准税后已大大高于国内棉价，失去了滑准税存在的意义。 此外，棉纺行业已多次呼吁取消自动络筒机和喷气织机进口免关税增值税政策，在调研中，纺织企业认为，这一政策沉重打击了纺织工业，势必大大减缓纺织工业技术进步的速度，使纺织工业雪上加霜。 纺织业还面对着从紧货币政策下的融资难题。新劳动法实施后，企业认为需要一个“缓冲阶段”，而在技术进步和品牌创新等涉及产业升级的问题上，纺织工业协会也提出，政策上应该多给一些支持。 中国纺织行业协会人士称，过去，国家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听取工业界的意见还不足够。他说，这次机构改革成立工业部，也正是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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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出身的作家的错误，往往在于背离他们自己的心， 他们的力量之所在，而向较高的社会阶级借用那些抽象的 概念和泛泛之谈。平民作家有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然而 他们自己却毫不欣赏，那就是他们不懂人云亦云的俗套…… ——儒尔•弥雪来 |
| 用户名: | 阿洌 |
| 注册日: | 2007-05-07 |
引鞋企深思 温州20%中小企业破产 http://www.cnxz.cn 更新日期：2008-03-28 据央视27日晚播出的《经济半小时》消息 可能很多人没有去过温州，但是很少有人没用过温州的产品，这个浙南小城，生产了全国10%的服装、20%的鞋、60%的剃须刀、65%锁具、80%的眼镜、90%的金属外壳打火机和 90%的水彩笔，温州的低压电器、五金制品、汽车摩托车配件、陶瓷制品在国内也都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温州制造的崛起就是中国制造发展的一个缩影，然而，最近我们记者到温州采访的时候却发现，当地一些曾经红红火火的制造企业，现在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原材料涨价带来巨大压力 在位于温州市某开发区的一家服装厂，从外观上看，四层楼高的厂房显示出这家服装厂的规模并不小，然而当记者走进工厂以后，却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数千平方米的生产车间里空无一人，在厂房的一角堆积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包裹，记者打开一看，原来里面装的是已经加工好的衣服，数百台缝纫设备拥挤地摆放在一起，似乎提示着这里曾经有过的繁忙，而从墙上的这份通知发布的时间来看，今年的一月份这里还在生产。 作为这家服装厂如今唯一的留守人员，这位保安还清楚地记得就在两个多月以前，这里还是机器轰鸣、人声鼎沸，每天几百名工人进进出出，让他忙得几乎没有功夫休息，然而当时的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春节过后突然发生了变故，由于去年以来亏损不断扩大，这家服装厂的老板不得不忍痛关掉了工厂。 今年春节过后，很多精明的温州人突然发现，似乎一夜之间温州的工厂关停掉了很多，与此同时，报纸上有关厂房转让和出租的信息也越来越多，每天都是整版整版的，老王就是其中刊登了厂房出租信息的一员，他告诉记者，他的这个厂房此前也是租给了一家服装厂，由于生意不好做，今年春节期间这家服装厂的老板就关掉了厂子退租不做了，于是老王只好再找新的客户，不过尽管广告登了五六次，钱也花了不少，可是厂房怎么也租出去，和头两年相比，租金降低了百分之四十左右，可是厂房还是租不出去，这让老王很着急，面对着空荡荡的厂房，老王心里很发愁，他不知道到底哪天他的厂房才能租得出去。 事实上，除了服装、鞋、电子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关停以外，现在温州的一些特色轻工产业也开始出现危机。 打火机是温州最有特色的产业之一，目前全球有百分之八九十的金属外壳打火机都产自温州，照说这是一个让人值得骄傲的数字，然而作为温州打火机行业的领军人物，周大虎却忧心忡忡。 周大虎告诉记者，打火机企业数量从一年多以前的六百家左右锐减到现在的三五十家，温州的打火机行业遭遇到史无前例的重挫，看着身边曾经的同行一个个相继倒下，周大虎的心里一点也轻松不起来。 事实上，一场危机正在温州制造业的各个领域中快速蔓延，周德文，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温州科学管理研究院院长，长期研究和跟踪温州经济发展模式。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应该说温州的中小企业现在面临的是一种，属于一种非常困难的一种状况，那么也是可以说用危机来表述，也可以说是比较大的危机，特别是今年春季以后，有一部分中小企业，他就没办法生产。” 根据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的统计，目前温州共计有30多万家中小企业，那么其中究竟有多少已经或者正面临倒闭呢？ 周德文认为可能有20%左右的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况。在周德文看来，更加值得关注的是，正在经历危机的不仅仅是温州，在长三角的一些轻工制造业也比较发达的地区，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周德文：“应该说我觉得这种危机各地都有存在，长三角地区，因为我经常带企业家去考察，包括在上海周边的几个区，像松江、金山等等，那么这些区域也同样面临着这种危机，包括苏北，江苏北边。” 在温州的民营经济里，中小企业是最富有生命力的部分，可以说，正是无数生机勃勃的中小企业支撑起了温州制造这块金字大招牌，很多温州当地知名的制造业巨头，像德力西、正泰，虽然如今都身价几十亿、上百亿，但想当初也都是从作坊式的小企业起的家，如今，温州不少中小制造企业都陷入困境，它们到底遇到了什么难题？来听听企业经营者的说法。 在周大虎看来，温州的打火机企业在一年的时间里倒闭了八九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企业无法承受原材料涨价带来的巨大压力。周大虎说，温州生产的金属外壳打火机其原材料主要是锌、铜、白金、镍等，而近几年有色金属的价格一路高歌猛进，屡创新高，这使得企业的成本大幅提高，比如这一两年，铜从原来的两万多到现在六七万，涨了两三倍，锌从原来的八九千，现在涨到两三万，有时候三四万。 尽管原材料涨价了，不过要想把终端产品的价格也随之提高，就不那么容易了，很多企业面临着不涨价等死，涨价快死的状况，温州的企业原来采取的本身就是低成本、低价格的竞争的战略，如果利润一提价，别人没提，那么企业的业务全部会被人吞食掉了，那这个企业就马上没有办法生存了。 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影响同样很大 价格不断向上攀升的不仅是原材料，还有劳动力成本，一位服装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做了十几年的生意，从来没有什么时候像现在这样不好找工人。在温州的每家工厂门口，几乎都贴着招工启示。工人找不到满意的工作，企业大量缺工，这样的怪圈在劳动力密集的地区愈演愈烈，而今年开始执行的新《劳动合同法》更是给企业提出了新的挑战。 周德文：“一般的测算，不同行业平均来说，《劳动法》严格执行的话，作为企业会增加15%甚至20%的成本，那么对于企业来讲，他的利润本身就不可能有那么高的利润，作为现在很多的中小企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事实上，除了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提高等因素以外，对于众多以出口为主的温州企业来说，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影响同样很大。 周德文：“这几年升值的速度比较快，预计今年明年还会升值，在这种情况下，温州的中小企业，它大部分是有外向型的，它有产品出口，通过直接出口或者外贸公司出口，那么通过人民币一升值，对他们来讲，实际上他们的利润空间就都给吃掉了，以前国家的出口退税这些政策越来越滞后，现在的政策也在微妙的变化，这样使得温州的企业面临巨大的压力。” 在美元持续走低的同时，美国乃至欧洲的消费力也日益疲软。 早在20多年前，温州人就跑到全国各地谋生，修皮鞋、裁衣服、理发、开饭馆、做钮扣、卖小家电，别人不屑做的事温州人能做，别人吃不了的苦温州人能吃，别人看不上眼的小钱温州人赚。不过，现在温州中小企业仅靠吃苦耐劳、精明能干这些传统优势，已经不足以应付眼下的生存难题了。（记者同志真能扯淡。“20多年前”，温州商人或投机倒把份子已经拿着假合同到内地找企业行骗去了……） 虞文品一家做了将近二十年的电线电缆生意，在这个行业里已经是小有名气，生意也做到了全国很多地方，这让不少人羡慕，不过提起走出温州到外地设厂，虞文品却一脸的无奈。 虞文品说公司之所以决定到外省设立生产基地，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温州的土地实在是太贵了。现在在温州柳市镇，工业用地一般情况下稍微地段要好一点的话可能要达到60、70万一亩。 由于温州本来就地少人多，同时拥有数量相当庞大的企业，导致温州的工业用地日益枯竭，在土地严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温州的地价不断攀升。 周德文：“现在在温州土地资源非常紧缺，已经到达寸土寸金这样的程度，我们现在工业用地的价格是200万一亩，这个是全中国最昂贵的土地价格，内地很多地方还是只有5、6万，即使上海这种中心城市，他的土地价格比温州也低的多。” 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提高、国外消费市场疲软、土地价格飞涨，对习惯于靠低价打市场、靠船小好掉头来谋生的温州中小企业来说，难题这两年是一个接着一个，但正像20多年前，温州人没有坐等天上掉馅饼一样，如今温州中小企业也没有身陷囵圄，他们从传统制造业的夹缝中，开始寻找新的突围之路。 昂贵的土地价格迫使一部分精明的温州商人主动走出温州，据统计，目前780万温州人里面，有大致300万人在外地投资兴业。 周德文：“像我们温州人在西部、重庆，在四川建造了两个鞋都，那么一下子去了就是几百家企业，光在上海周边，温州人建了23个上规模的市场，都是规模很大的。” 不过并不是每一个温州商人都有能力走出温州，或者有的行业出于配套等原因，并不适合到温州以外的地方发展，那么对于留守在温州的数十万温州企业来说，面对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严重困扰企业发展的问题，他们又该怎么办？ 在去年大虎打火机出口国家的名单上，记者看到多出了几张新面孔：墨西哥、哥伦比亚，都是海拔在2500米以上的国家。 为什么新开发的客户都是在海拔2500米以上的地区？原来，在海拔2500米以上的地区，普通的防风和直冲型的打火机是打不着火，而大虎公司去年最新研发的一款高原打火机却成功地实现了高原防风打火，正是这款新产品给大虎打火机带来了新的商机。 仅仅去年下半年，这款高原打火机就出口了两百多万只，新产品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市场和新的希望，不仅在开发新产品上下功夫，大虎打火机还投巨资对原有的产品进行工艺和设计上的改造，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经过工艺改造以后，价格翻了一倍多，周大虎尝到了技术创新带来的甜头，周大虎告诉记者，看似没有太多技术含量的打火机其实也需要不断进行创新，事实上他们企业每年都要开发好几百款新打火机。 温州企业需要更多附加值 而对于做电线电缆生意的虞文品来说，同样也是靠新的技术走出了原材料涨价的阴影，电线电缆的原材料主要是铜，从2004年初的2万多元每吨一路飙升到现在的6万多元一吨，上涨了3倍多。 为了克服铜价的大幅增长与上涨后带来的成本的上涨，前年虞文品研发了一种铜包铝的电线电缆，外面包着是铜，不仅性能稍微提高了一点，它成本还可以降到20%到30%之间。 虞文品说，为了这项新技术的研发，他们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投入了数百万元，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获得了三项国家专利，新技术的使用导致产品成本大幅度降低，从而也降低了产品的市场价格，这为虞文品的企业赢得了更多的用户。在周德文看来，面对重重压力，温州的企业要想走出逆境，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创新。 周德文：“他自身要去思考，要去转型，比如一些产业进行转型，或者不断地研发出新的产品等等，他自己要去思考，要去寻找对策，各级政府都要相应地去进行研讨，要进行政策研讨，要制定一些有利于帮助企业度过难关的，制定出这样的政策，这样的扶持措施，来跟他一起努力，使他走出这样的困境，或者来缓解这种危机。” 半小时观察：我们需要多一些温州创造 随着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温州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感受到了成本爆增的压力。以前低成本的竞争优势一夜之间彻底丧失了，很多工厂招不到工，也开不了工；很多工厂开了工却再也接不到订单。温州制造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口。 温州制造所面临的危机并不是“温州特色”，而是包括珠三角、长三角在内的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集中区域所遭遇的尴尬。它一方面反映了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加大对企业带来的生存压力，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了这些区域产业结构的落伍。 作为中国制造的重要组成部分，温州制造遭遇的危机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只有将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只有真正参与到产业链上游的竞争、获取更多的附加值，我们的企业才不会变成跨国公司的附庸，才不会变成全球产业竞争格局中垫底的中国制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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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出身的作家的错误，往往在于背离他们自己的心， 他们的力量之所在，而向较高的社会阶级借用那些抽象的 概念和泛泛之谈。平民作家有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然而 他们自己却毫不欣赏，那就是他们不懂人云亦云的俗套…… ——儒尔•弥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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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ycwb.com/xkb/2008-03/05/content_1814153.htm 问诊倒闭潮：珠三角加工贸易“寒冬”的原因 金羊网 2008-03-05 珠三角加工贸易“寒冬”的背后，是市场压力与主动调控之手
中国工人正在加工玩具。广东一大型玩具制造商周一表示，很粗略地估算，广东玩具商倒闭的可能已经达到20%。（图文无关） ■新快报记者 宋菁 短短半年时间，富甲全国的珠江三角洲，数千工厂却已陆续倒闭——受困于高涨的成本和日趋严格的监管，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利润空间遭到严重挤压。新《劳动合同法》、外资企业税负的加重、不断走强人民币汇率……多重因素逼迫这些工厂主不得不抛弃工厂，集体撤离。 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在此面临越来越艰难的困境——玩具、制鞋、纺织服装等行业的受访企业悲观预计，今年之内，行业中超过1/3的企业将被淘汰出局。 然而，这一结果兴许正是政府希望看到的。 一位商务部官员上周五向记者透露，外贸司刚刚完成的专题调研显示，广东出现的企业倒闭潮“无伤大局”。该人士称，目前涉及的行业主要是制鞋、纺织服装、玩具以及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出口的重头机电类、IT类并未受到波及。 在2月29日刚刚宣布倒闭的东莞福安印染厂身上，业内人士就看到了调控的影子。该厂是香港上市企业福田集团的全资子公司，2006年福安因为两年内违规偷排超标废水1000多万吨，被国家环保总局和广东省环保部门查处。 此事让东莞方面颜面尽失，甚为恼怒。一广东纺织业人士称：“出事后，福田集团也深知其在广东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便陆续将子公司迁出广东，转在内地开设工厂，这次东莞工厂宣布倒闭算是在意料之内。” 一位地方经贸系统官员还表示，地方政府的态度也一直很明确——希望制鞋、服装、玩具这类产业迁出，为汽车、电子等高新科技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迁入腾挪出空间。 1、倒闭！倒闭！ 2月29日，东莞市厚街镇赤岭。东明路两旁，数家工厂铁门紧闭，一家名为“鼎馥”的鞋厂大门还贴着法院封条。 “老板跑了，工厂倒了，人都走空了！”周边一家餐馆的老板指着冷清的街道说，自己也正考虑结束这摊子小生意，回去家乡——虽是就餐时间，他的餐馆却仍旧空荡荡的。 “现在有大把的闲置厂房等着转租”，附近一家房屋中介的员工说，大岭山的家具厂、厚街的鞋厂，还有若干玩具厂、服装厂都已经闲置。“谁能料到，就在前年，还是大家排着队等租厂房呢！” 工厂关了，旧制鞋设备收购价被压得极低——一套100万元设备，能卖到20万元就算不错。 “这里几乎每天都有工厂关闭！”刚刚处理掉一套制鞋设备的范正（化名）说。几经思量后，他最终决定将这一苦心经营了8年的工厂关闭。他算过，“再拖下去，早年攒下的身家可能会悉数赔空。” 去年开始，这家拥有1000员工的私营制鞋厂已经无利可图，而2007年之前，它所从事的来料加工每年还能带来3%-5%的净利润。 春节前，范正拿出1000万元，作为遣散工人的赔偿——工作不足一年，赔一个月工资；一年到两年之间的，赔两个月工资，以此类推。他说，虽然仍有一些老员工感到不满，但这一赔偿方案在东莞众多倒闭工厂中，算是相当大方。 而去年年底，“鼎馥”鞋厂老板利用周日休息卷款逃回台湾，此后就一直没再出现。该厂拖欠的工人工资、供货商货款以及水电等各项费用已经超过2000万元。 “鼎馥”并非极端的个别案例。近期就有消息指，山东胶州一夕之间非法关闭的韩资工厂就超过100家。 类似的境况也在广东上演，一些无良的工厂主利用春节假期溜之大吉，工人们节后回来才意识到，被拖欠的工资已经讨不回来，只剩下被拖欠货款的供货商们围堵着已经人去楼空的工厂，指望着能从剩余的设备中捞回些许补偿。 2、1/3工厂或出局 范正说，说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工厂已经倒下了，也不清楚非法倒闭的又占多少。“看得到的却是，春节后，东莞已经出现数起工人集体围堵镇政府官员，希望有助于讨回被拖欠的工钱。” 广东制鞋业的艰难处境，在去年初就引起了亚洲鞋业商会的警觉。该商会去年11月公布的一份实地调研报告显示，前三季度，广东已有大约近千家鞋厂及相关配套的企业，因各种因素或主动歇业、倒闭，或被法院查封，或外迁其他地区另谋发展。 该商会秘书长李鹏向记者透露，停产厂商约占广东全省鞋业厂商的10%，而珠三角地区鞋出口约占全国鞋出口40%。 实际上，目前的数字应该高于上述统计，调研结束后的岁末年初，鞋厂的倒闭几呈加速趋势。 位于南海的大型台资鞋企金履鞋业总经理刘坤就称，未来两年都将是行业洗牌年，估计将有一半以上企业将主动倒闭，退出制鞋业。剩余的企业就需要寻找新的出路，稍有实力的都在考虑将产能陆续迁往内地或者东南亚，再或是转型升级提高产品附加值。 倒霉的并不仅仅是制鞋业。第一纺织网总编辑汪前进表示，虽然目前还没有调研数字准确描绘纺织服装业目前已遭淘汰的企业究竟占据多大比重，不过该机构预计年内约有30%的企业可能面临出局，“企业的预期甚至更悲观”。 纺织工业协会则认为，30%比重偏高，“15%左右可以接受”。 去年曾遭遇“质量门事件”的玩具业境况或许最糟。 广东一大型玩具制造商表示，很粗略地估算，广东玩具商倒闭的可能已经达到20%。他称，一位在业内颇有声望的老大姐，最近也传出消息说准备关闭自己在南海一家超过四千名员工的毛绒玩具工厂。“从业10多年的她都准备罢手，着实让我们感觉行业前景暗淡。” 该人士预计，今年内淘汰出局的玩具企业可能超过1/3。 3、多因素施力 近两年，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劳工成本上涨、“民工荒”、“电荒”等诸多负面因素都在挤压着企业利润空间。政策层面上，出口退税、加工贸易、环保监控也在不断调整，包括制鞋企业在内的外贸出口企业一直负重前行。 李鹏刚刚提交给国务院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在分析鞋企大规模关闭的原因时，就或轻或重地陈述了十多项因素。 广东一些大型玩具企业眼下也正配合商务部下的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做调研报告。据悉，这份调研要求企业详细阐述新的《劳动合同法》对就业产生的影响、企业因此成本提高的幅度以及春节后的用工状况；此外，美国经济下行导致的订单下滑的程度、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调整导致的损失也都在调研范围内。 受访企业普遍表示，企业倒闭潮出现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不过具体到个案促成的原因就各不相同。 上文提到的范正认为，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以及原材料价格的不断上涨，是其关闭工厂的主要原因。“美欧等海外采购商并不接受成本上涨以后的新报价，”他说，无法提价致使企业只能压减自身的利润空间，不过现实的情况却是，整个制鞋业的平均纯利润水平不过3%-8%。不能提价的前提下，再接订单便意味着亏损。 金履鞋业的刘坤则说，2008年1月1日即将付诸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以及两税合一，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刘坤说，初步测算，上述因素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增加超过20%。 刚刚倒闭的一家东莞港资玩具企业可能正是一个典型案例——有广东玩具业人士透露，近期，不少律师南下东莞联络工人，表示愿意为其追讨企业主去年并未按规范缴纳的各类保障以及加班费。工厂和工人的僵持持续一阵后，该港商拿出200万元作为赔偿，随即工厂也宣布关闭。 4、“无伤大局” 实际上，去年底开始媒体对企业倒闭潮的热炒，已经引起监管层的关注。商务部外贸司近期就派遣出5个调查小组，分赴国内各地调研。此外，轻工商会、纺织工业协会也都在通过问卷或实地考察的方式在对各地情况进行摸底。 有商务部人士称，外贸司的调研结果已经出炉，有两条结论：“第一，企业倒闭的情况并非媒体炒作的那么严重，第二，目前出现的情况无伤大局。” 该人士说，从摸底的情况来看，广东地区倒闭的企业较多，涉及行业主要是制鞋、纺织服装、玩具、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出口的大头——机电类、IT类并未受到波及。 从海关公布的数据来看，2007年，广东出口3692.5亿美元，其中机电产品出口2533亿美元，占比接近70%。而呈现倒闭潮的纺织服装、制鞋、玩具以及家具，其2007年的出口额分别是423.67亿美元、100亿美元左右、58.9亿美元以及89.7亿美元，全部约占广东去年出口额的18%。 除却枯燥的数字，政策的导向同样值得关注。 事实上，地方政府以及地方经贸系统对这批企业的倒闭早已有了心理准备。有地方经贸系统官员周日表示，目前淘汰的大部分企业大都是堆量出口，产品附加值和企业利润都不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淘汰也属正常，只是企业倒闭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违法问题，需要引起警惕。 至于外迁，“走就走吧！”他说，地方政府的态度也一直很明确——希望制鞋、服装、玩具这类产业迁出，为汽车、电子等高新科技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迁入腾挪出空间。 他称，产业升级虽然是一个自发的市场过程，但在很多时候也有政府这只有形的手通过政策调整在中间推动。“广东就这么大个盘子，里面资源也就这么多，如果塞满了制鞋、纺织、家具、玩具这些玩具密集型的产业，那么汽车、电子等高新科技产业这些资本密集产业就没有进入的空间。” 记者手记 “精确打击广东” 工厂倒闭潮出现在广东并没有让业界感到意外。 有接近商务部的研究人员称，一直以来广东地区工厂在用工上一直不规范，新的《劳动合同法》付诸实施的2008年，首先触动的正是广东地区违规工厂的利益。 虽然倒闭潮的出现以及美国经济下行风险的加大，使得不少企业寄希望于决策层在2008年的外贸政策制定上能够趋于宽松，不过上述研究人员称，之后的政策走向于广东而言仍然不容乐观。 值得注意的是，此轮面临倒闭的企业，加工贸易企业占据相当比重。而一直以来，决策层都在试图调整中国外贸的结构，降低出口中加工贸易的贡献度。 加工贸易方式的出口使得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获益不多，不少人讥讽中国外贸只是“赚两个手工钱”。外贸界有这么一个说法，如果整条产业链的利润有100％，那么以加工贸易方式中国拿到的就只有10％，而前期的研发和后期的渠道可以拿走90％的利润。 而广东的加工贸易出口一直占据全国该项出口总额的约四成，广东去年逾3000亿美元的出口额中，加工贸易贡献接近70%！更早一些时候，这一比重更曾超过八成。而广东全省，预计有加工贸易企业近8万家。 北京把这些数字归结为地方产业升级不力，更有观点认为，广东外贸目前的状况不能代表中国外贸的发展方向。 上述研究人员称，虽然预计外贸政策全年来看会趋于稳定，不会有大幅调整，毕竟2006年、2007年的数轮出口退税、加工贸易政策调整，还将在今年陆续发酵释放。不过，决策层对加工贸易的收紧还远远没有结束，而这个巴掌就将直接打在广东外贸的脸上。 实际上，针对加工贸易的调整，经贸系统中一直戏称这一政策是“精确打击广东”。该研究人员称，今年是中国外贸的冬天，更将是广东外贸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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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IT卖场退潮后的珠三角制造业困境 网址：http://www.it.com.cn/f/news/083/19/565225.htm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高凌云 转自：IT世界网 2008年3月19日
珠三角新开IT卖场举步维艰 「采访背景」 今年春节后，知名财经媒体《华尔街日报》一篇关于珠三角制造业退潮的报道引发各界探讨。 无可否认，在人民币升值、环境要求提高、生产成本日益上涨等多重因素的挤迫下，珠三角企业运营成本大幅上升不可避免，在此背景下，珠三角的IT业能否独善其身？ “东莞塞车，全球缺货”，珠三角的IT制造业在全球的IT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珠三角同时又是最大的物流集散地。 日前，记者对高成本阴影下的珠三角IT制造业展开调查。 “春江水暖鸭先知”，消费终端的变化最能试探出整个产业的冷暖。 一位在广州电脑卖场圈打拼了十多年的卖场负责人对记者感慨：“今年一开年，除了百脑汇之外，那些新开的卖场举步维艰，不少商家关门大吉，而筹备开张的卖场大多因招不到商迟迟无法开业。” 想当年，自2006年下半年开始，广州的IT商圈开始扩容，半年开7个卖场，扩容200%.这一数量不仅创下了华南之最，也是全国之最。 当时，百脑汇、伟腾、海印跃跃欲试，颐高二期更是大手笔招商，它占据传统天河IT商圈最西端，与百脑汇形成东西对峙的竞争态势。而昊源3G、天河T-BOX更是喊出了打造高端IT卖场的口号。 新卖场几乎全线失守 一年半时间过去，除了百脑汇因占据有利地理位置而守住阵地，其他新卖场几乎全线失守。 如今，颐高二期门庭冷落，并没有实现颐高负责人当初设想的成为广州新地标的愿望。而伟腾前店后仓的设计思路也已落空。 走进昊源卖场，更可用空空荡荡来形容，除了临街的一两家商家，商家基本全线关档。 据了解，昊源为了招商也是使出浑身解数，由于毗邻天河商圈，对望正佳广场，昊源最初打出高端精品的口号，并且对商家开出极其优惠的条件，比如一年免租，只收管理费等优惠措施，同时也在各路媒体上大打广告。 当时，有不少商家在接受本报采访中对此卖场形态表示欢迎，认为可提升厂家整体形象。 几个月后，昊源被迫转型，改成数码专业卖场，但这样的高档专业卖场并没有成为行业“蓝海”。 另一家位于天河北号称“颠覆”现有国内传统渠道的“一站式博览营销”卖场TBOX，自去年五月份举行盛大开幕仪式后，就陷入了“难产”的尴尬，尽管TBOX身后是白马广告这样的既有丰富策划经验又有雄厚资金的投资人。 从当时的群雄逐鹿到如今的折羽而归，各路强势资本遭遇了兜头泼来的冷水。 除了新卖场难产外，一股转型、关闭风潮也在广东二线市场中暗潮涌动。 以东莞市场为例，以往，大约95%的IT类产品都可以在东莞生产，产业发达，配套完善，而东莞有着十年资质的先科电脑卖场在春节后居然悄然关门，经改换门庭成家居城。 另一家曾号称将打造“东莞第一IT数码卖场”的旗峰数码广场，年前亦改换门庭，转作办公设备“打造东莞大型最平办公设备专业卖场”。 卖场“退潮”的背后是商家“缩水”，有渠道商透露，在去年一年里，IT渠道萎缩达三成，目前，不少中小商家也是处于苦苦支撑的境地。 有某国内知名品牌商的华南分销商用数字向记者说明行业利润的稀薄，“去年做了1400万，看上去营业额不少，可根本没赚什么钱，几万块钱的净利润都没有，主要靠厂商给的五个点的返点。” DIY渠道商忙转型 几年来，低价电脑尤其是低价笔记本风生水起直接挤压DIY生存空间。 “今年暑期，联想笔记本降价卖到3999元了，这样一来DIY价格优势不再存在。”南方某渠道分析：“一线PC品牌整体价格都在朝DIY靠拢，这使得本来还可以勉强与二三线品牌电脑抗争的兼容机缺少竞争力。” 整个行业利润的下滑也让DIY遭遇致命打击。“如今整个IT行业利润都呈下滑之势，在广州市场，品牌机的利润也不足百元，DIY的单机毛利润也仅有几十元。” DIY地盘也日益缩水，各大电脑城从名称到场地布局都以‘品牌商’为主，以前位置较好的DIY装机店被驱逐至负一楼或者三楼以上。 渠道萎缩，商家跑路频发 行业单过去一直以来是电脑城商家的主要利润点，跟等客上门的零售比，行业单子数量大的多。 “去年以来，行业单子越来越难做，现在一些不是熟人项目，我基本不去竞标，去了也是陪太子读书，对方早有内定人选，或者架不住更能打价格战的商家血拼”，此外，不少渠道认为网吧市场也是直接影响DIY的重要因素。“今年网吧一直在整改，而从年初开始上边就停止新的网吧牌照发放，这对DIY市场是沉重打击。” 市场惨淡带来最为直接的影响是一部分渠道开始退出市场。去年8月初市场旺季时，广州电脑城接连曝出部分DIY商家集体退出事件。而华南各地频发的跑路诈骗案更是折射出行业的艰难。有专业媒体长期跟踪报道华南电脑卖场的恶性跑路事件。据统计，去年下半年集中在华南的恶性商家跑路事件超过300起，卷款额上千万，数百家商家受害。
富士康等电子大厂南迁越南 MP3工厂倒闭严重 位于太平洋电脑城的王先生很庆幸，四年前自己差点投巨资建MP3工厂。 当时，从事MP3代理的王先生看到MP3市场的繁荣，认为延伸到产业上游自己开工厂能赚到五成的利润。 几年后，当初开MP3工厂的伙伴已经全线崩溃，去年五六月份以来，珠三角地区有近三成的MP3企业倒闭，MP3品牌数量从2006年底的100多种降到目前的20种不到，不少企业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手机或者移动电视，而更多的代工厂则转产GPS. 不止MP3厂商，这两年来，由于人民币的升值等因素，台湾配件大厂也屡屡传出倒闭消息。 新劳动法影响电子制造业 “尽管新劳动法对IT业的影响，不像对鞋企等制造业的影响那么大，引发产业大面积溃退，但新劳动法也同样逼倒珠三角的IT制造业”华南某知名消费电子厂商负责人算了一笔记账，以仅有500人的工厂算，每个工人每月要增加300元社保的成本，这样一个月就多增加了15万元的成本，这对消费电子制造商越来越稀薄的利润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成本，不少小厂因此倒闭。 “原材料这几年持续上涨，企业不仅赚不到钱，连工人都难招。”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以MP3为例，各种材料组件成本上涨了三到五元。招工，两年前是600元到800元的工资，现在涨到1200元左右，技术工人到了1500-2000元。 以七喜电脑为例，普通工人的平均月薪大概2000元以上。 此公司负责人认为，尽管劳动力呈上升趋势，原材料上涨的压力越来越大，但目前还不会动摇珠三角的IT制造中心的地位，因为目前珠三角还是具备完善的产业链条，减少了物流的成本。 尽管对每个行业的影响不同，新劳动法会使雇主的劳动力成本上升5%至40%.新劳动法规定雇主需要提供遣散费和医疗、养老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等福利。 电子大厂南迁越南 “我们越南工厂5月已经开工，如果销售、生产快速发展上去的话，其实做大规模和这边没有太大差别。”富士康发言人的回答印证了传言，富士康将耗资50亿美元，在越南北部北宁省、北江省、胡志明市、平定省中部新建若干工业园的传言已不绝于耳。尽管在大陆的制造总部还留在深圳，将部分生产厂家外迁出珠三角一带已是大势所趋。 除了富士康，华硕董事长施崇棠近日表示，华硕正在考虑将部分代工工厂转迁至越南。据称越南政府已承诺提供几项优惠和免税政策，且已说服华硕公司将子公司和硕联合定址在越南。有消息说，华硕能运行XP版的易PC也准备向越南转移。而全球第三大笔记本电脑制造商续创最近也宣布将笔记本代工业务转移到越南。 鸿海精密在越南的投资金额也由最初的10亿美元，一路飙升到50亿美元，目前是赴越南投资金额最大的台湾厂商。 仁宝和广达也先后表示将部分笔记本代工生产线转移到越南。 雪灾加剧“用工荒” 有数据显示，目前，在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缺工最为严重，缺口近200万人，缺工比率约占10%. 春节已经过去两个月了，但当你走进华南的电子卖场，还是能看到大小档口都贴着招工的启示，当记者在IT制造企业密集的广东东莞、深圳保安等地走访，发现几乎所有的电子、数码类工厂门口均挂了“工厂大量招工”等字样的条幅。 在节后民工返城高峰期，不少工厂甚至展开了“抢工”大战。甚至有不少工厂要到车站提前抢人。记者调查发现，节后，绝大多数IT制造企业都或多或少存在缺工现象。 事实上，用工荒不是这两年才存在的，在珠三角地区，60%以上的IT企业是接订单来生产的，去年四五月份缺工现象初现时，一些IT制造企业不敢接订单或者接了订单后外包给别的工厂，到七八月份严重缺工时，企业产能不足，有的开始缩减生产线。 “由于农村农民负担大为降低，很多农民不愿意再背井离乡出外打工，因此很多地区的民工潮已转变为了民工荒。”有中国社科院专家指出，“今年出现新的特征：民工流开始多元化，以往扎堆下广东的情形已经消失了。” 他认为，这源于很多来料加工企业出于控制成本考虑开始从珠三角、长三角向其他沿海城市、甚至内陆沿江城市搬迁。受此影响，民工的流向形成了多元化特点。 成本上升加速行业洗牌 “从长期来看，这会将那些试图以低价取胜的小企业淘汰出局，因此对品牌商而言是实质性利好。”深圳长城显示器负责人告诉记者，新劳动法对这样的大企业来说影响不是很严重，为了稳定庞大的劳动力大军，他们基本上已经提供了高于规定的工资待遇。 更多的竞争对手将被逐出市场，加速行业的洗牌，大企业反而会成为这轮洗牌中的受益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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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出身的作家的错误，往往在于背离他们自己的心， 他们的力量之所在，而向较高的社会阶级借用那些抽象的 概念和泛泛之谈。平民作家有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然而 他们自己却毫不欣赏，那就是他们不懂人云亦云的俗套…… ——儒尔•弥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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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遭遇企业破产潮? http://news.QQ.com 2008年03月27日08:41 南方新闻网 评论2754条
按：珠三角，这个热闹、辉煌的“世界工厂”，“灭门之痛”似乎在所难免：上千家鞋厂破产，万余台资、港资工厂关门，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正计划迁离，同时，由此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致使集群链条上的20万家小厂受到影响。河南遂平，一个安静的中原小县城。全国最大塑料厂的猝死，让这个小县城陷入进退两难，7000工人不得不重新寻找工作。企业的倒闭犹如公交车，半天不来一辆，然后三辆一块儿来。山东青岛，2007年，上百家韩资企业卷款裸逃，撂下一地的债务白条和成千上万不知所措的中国工人。在新《劳动合同法》压垮企业的说法喧嚣中，企业破产潮正从南往北袭来：新《劳动合同法》是不是最致命的那把刀？ 全国最大塑料厂的猝死：如果不是在县政府门前，如果不是三四十甚至上百人的规模，如果不是两个多月的坚持，倪俊丽们的“静坐”只是些街坊间的闲事。这些“静坐者”被遂平县人看成是种“示威”。这群以中年妇女为主体的“静坐者”，真的按照工厂倒班的模式，分别排了“上午班”和“下午班”。一些工人冲进厂里的办公室，当地出动了数十名警察才平息了事。 门前107国道已经挤满了上千名工人，几百辆经过国道的车辆被堵在了路上 韩资裸逃，中国当地政府不愿公开：对于韩企撤走，政府部门讳莫如深。胶州市政府宣传部的一位工作人员给上司打电话，“又来了记者”，长叹了一口气后他告诉记者，“这个事情不能再提及了” 编辑 潘葱霞 图片编辑 翁倩《南都周刊》记者 莫中客、叶伟民、车黎、陈鸣 北京、广州、河南遂平、青岛 报道（欢迎订阅南都周刊，邮发代号45-139。南都周刊供腾讯深度专稿，转载请注明，违者追究法律责任）
原图 陈海平
青岛城阳区南疃村的工业区里，遍布着这样的厂房招租广告。 记者 陈鸣 摄
工人们的坚决反对，并没能阻止这个全国塑料袋生产商的去意。 贾俊生 摄 倒闭潮还是淘汰潮？ 记者 莫中客 北京报道 春风萧瑟，席卷着珠三角那些早已风雨飘摇中的企业。 根据亚洲鞋业商会去年11月的统计报告，在广东鞋厂有五六千家，大中型鞋厂已经关闭1000多家，其中，在两三个月内，惠东的3000多家鞋厂中就有四五百家中小型鞋厂关门。这种景象并没止步于制鞋业，而是一圈圈地波及到诸如制衣、玩具加工、电子加工等整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媒体惊呼珠三角掀起“多米诺倒闭链”。 同样来自该协会的报告称，50%的企业开始计划迁往内地。然而内地也并非乐土一片。河南省遂平县被誉为“中国最大塑料袋生产商”的华强塑胶有限公司宣布停产转让，2万工人一夜之间被隔在了厂门外。 无独有偶，集诸多宠爱于一身的外资企业也卷进这一潮流中。1月12日，一度被当地政府视为明星企业的韩资企业世刚纤维有限公司30多名韩国籍高管人间蒸发了。而被誉为韩企天堂的青岛，也遭遇了韩企卷款裸逃的冲击。 到底有多少企业关门，中国官方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统计数据。但是，有“曹破产”之称的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创办人曹思源的“破产数据库”统计发现，截至2007年年底，中国企业破产立案数首次止跌回升，2007年破产企业比上年增加了12%，达到3207件。 同时，“破产数据库”所描绘的曲线展示，中国破产立案数自1991年起，连续6年以每年超过此前历年总和的速度上升；1997年到1999年有三年摇摆；2001年达到历史最高点的8939件；而后从2002年开始，连续5年下跌，2006年跌至2857件；2007年则是六年来破产案件首次上升之年。 但是“3207”这个数据在曹思源看来，并不准确。中国企业的破产率只在0.1%左右徘徊，远没有达到正常的1%。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去年的正常破产立案数应该在32000件左右。 最后的稻草 从春节开工至今，在东莞厚街一家小鞋厂工作的张小梅，被老板安排的任务就是，站在灰尘笼罩的大街上，举着“招工牌”，等待熟练工的出现。没有工人，工厂少承接了80%的定单。在她老板看来，即使把工人的工资提到1500元，还是很难招到满意的工人。 鞋厂遭遇到的“民工荒”，被亚洲鞋业商会负责人李鹏写进了提交给国务院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中。他或重或轻地罗列了十几个因素：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劳工成本上涨、“民工荒”、“电荒”等挤压着企业利润空间。政策层面上，出口退税、加工贸易、环保监控也在不断调整，包括制鞋企业在内的外贸出口企业一直负重前行。 东莞港资鞋厂老板梁嘉耀的一席话或许能说明企业的窘境：“人民币持续升值，原材料涨价，工资成本上升，招工难，出口贸易受抑，政策频繁调整，早前又颁布实施了《劳动合同法》和两税合一新政，就像在我们的头上悬起了一把把刀！” 而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被媒体戏称为“五大炮手”之一的张茵炮口直指新《劳动合同法》。“这种状况已经导致国内就业率下降，特别是对低文化层次、技术含量不高的人群冲击更大。”她建议取消“签订无限期合同”一项。在她看来，“签订无限期合同”是一种吃大锅饭式的历史倒退。 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创始人曹思源认为，新《劳动合同法》出台后，确实出现很多反弹的现象。尤其是其中的“永久性劳动合同”引起雇主的恐慌，这样会被误解成将政府的社会保障责任转嫁给企业，没有哪家企业有这么大的能耐。 新《劳动合同法》给企业带来多少成本增加，说法不一：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调查认为，守法企业丝毫没有影响，不守法企业所增加的成本不超过企业总成本的2%。根据南海金履鞋业负责人刘坤的测算，新《劳动合同法》以及两税合一，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增加超过20%。 “两税合一”也被很多企业主“诟病”。有评论认为，韩企出逃很大原因在此，外资企业不再具有血统优势，而是和中国企业平等竞争，使得一部分竞争力不强的外资企业不负责任地集体外逃。 除了政策性因素外，产业自身因素也使得各企业从产生那天开始就注定了今天的命运。目前珠三角超过70%的产业仍靠“低成本、低利润”的加工贸易模式，始终居于价格链底端，利润仅在5%-10%之间。这种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没有核心竞争力，一旦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丧失，就直接面对生死抉择。 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自然淘汰？ 外贸界有这么一个说法，如果整条产业链的利润有100%，那么以加工贸易方式中国拿到的就只有10%，而前期的研发和后期的渠道可以拿走90%的利润。 2005年，前商务部长薄熙来向欧盟的官员算了一笔账：中国出口8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空中客车飞机。其中透露出来的是对中国制造业低成本、低利润、缺乏自主品牌与技术含量的现状的无奈。 而目前的政策走向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这些低成本低收益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自然淘汰或加速产业升级。 商务部外贸司刚刚完成的专题调研显示，广东出现的企业倒闭潮“无伤大局”。目前涉及的行业主要是制鞋、纺织服装、玩具以及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出口的重头机电类、IT类并未受到波及。而韩企裸逃，其中大多数属于高资源投入高污染的粗放型企业。 广东的加工贸易出口一直占据全国该项出口总额的约4成，去年逾3000亿美元的出口额中，加工贸易贡献接近70%！但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两会期间的发言认为，广东省很多产业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政府希望把珠三角极其有限而昂贵的土地，腾给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 但产业升级是一个自发的市场过程，通过政策调整起到推动作用的背后隐含着政府调控的影子。曹思源认为，产业升级这是一个缓行渐进的过程，不会也不能过于集中，目前的现象恰恰是违背经济规律的。 出路还是困境？企业在观望，政府也在观望。 《朝鲜日报》2月引述经济评论家朱健国评论珠三角企业倒闭的现象说：“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时期是有人亡，现在是企业正在亡。一个企业死亡，就会有数百至数千名职工失业。情况要比想象中更严重。” 一个鞋商的破产阴影 记者 叶伟民 实习生 古松柏 广东东莞、江门、广州报道
新《劳动合同法》让劳资双方纠葛增加。2007年底，惠州一工厂里近千名员工由于不满公司新规定实行“罢工”。 记者 田飞 摄 踌躇再三，再踌躇再三。 在一堆凌乱的账单前，王启华最后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工厂最近三个月财务状况严重入不敷出。 3月14日，全厂26名工人被召集到只有两张大圆桌的食堂里，王在他们面前直言工厂随时停产的可能性。 36岁的广东江门鞋商王启华平生最大的理想就是把自己一手创立的“宏发鞋厂”保住并代代相传，但这个朴素的心愿看来是无法延续了。闹哄哄的会场因为这个糟糕的消息而安静下来，人们开始沉默、抽烟、摸头发。 一向率直的王启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吞吞吐吐，他实在不好意思告诉他的员工们，自己现在除了勉强凑足当月的水电费和设备维护费外，已无力支付工人工资和厂房租金。 结果多少让人沮丧，但王启华别无他法，他甚至想好了该以何种方式告别13年的商海生涯——喝一瓶酒，或唱几首歌，总之要尽量忘记这个倒霉的春天。 当然，这个倒霉的春天并不止属于他一人，在他所在的珠江三角洲，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主正遭受着一轮来势凶猛的产业震荡。千家鞋企倒闭、15%玩具厂关门、万余家外资撤离、恶性裁员……珠三角这个声名显赫的“世界工厂”，在2008年春天，来了一次产业自身积弊和内忧外患共同作用的总爆发。 随之而来的，还有众多淘金者梦碎的声音。 这个黯淡的春天 走过凌乱的缝纫机车间，空荡荡的仓库以及弥满着机油、皮革气味的主生产区，如果不与无所事事的工人打招呼，王启华不用半分钟就可以穿越这个只有1000平方米的私营小厂，进入办公室。 一张来自香港 心有不甘的王启华还是给对方打了个电话。那个香港商人一听是债主，马上语锋一转，大骂王是个不懂规矩的穷鬼。 王启华在苦笑中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但所谓工作，不过是巡查一下那几台安静的机器，或者到处联络经销商招揽订单。春节前后一段时间，工厂每个月只生产了500多对鞋，还不到正常产量的两成。连续多月高达万元的赤字让这个小厂不堪重负，徘徊在倒闭的边缘。 “真是场灾难。”58岁的前江门纸品商张永安神情复杂地站在他那座5层高的厂房前——如果它现在还能叫做厂房的话。 就在一个多星期前，他把这里分租给一个餐厅、一个网吧和一个旅馆，已没有人记得那里曾是他苦心经营30年的商业王国了。2008年1月，张永安因流动资金严重衰竭而关闭了原来400人的纸品厂。“用这种方式退休让我感到羞耻。” 而在这个倔强的男人身后，是一片新兴的工业区，已停转的吊机和冷清巨大的厂房不难让人想象往日的繁忙。 灾难其实在2007年就已经显现。去年佛山玩具商张树鸿自杀事件，给了珠三角玩具业带来压力和恐慌，随后各种出口等限制政策接踵而来。 “广东地区五六千家鞋厂中，已经有一千多家倒闭。”去年11月，亚洲鞋业协会一项调研数据将珠三角制造业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此项数据还称，有超过75%企业正考虑前往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和中国内地。 像碰倒了多米诺骨牌，由鞋业发轫的“倒闭潮”弥漫了珠三角玩具、纺织服装、家具等多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引发整个产业“倒闭链条”——从原料供应商、生产商、服务商、物流，到那些为外地来的人开的菜馆、街边士多的关门。 “新劳动法、纳税负担、环保法规和人民币升值等都在挤占劳动密集型行业本已微薄的成本空间。”全球知名财经类媒体《华尔街日报》分析这次珠三角产业震荡时，引用了瑞士银行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的话——今年可能是中国制造厂商盈利能力终遭重创的开端。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王启华说。 变化似乎是一夜之间，但事实上，这是一场潜伏已久的爆发，一些长期积弊积弱的中小企业，长期以来在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劳工荒等不利因素夹击下的一次总爆发。 一个私企成长范本 16岁那年，初中毕业的王启华离开了老家广东电白县，到东莞一家台资鞋企打工。 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10个年头，依靠大量引入外资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珠三角一跃成为南中国最大的经济体，也逐渐奠定了“世界工厂”的地位。 进厂不到一年，王启华就跟一位性格投缘的老师傅学会了一手拉线的绝活。这得到了老板和一个年轻女工的青睐，前者把他提拔为车间班长，后者则在1991年嫁给了他。 1995年，已升至厂长助理的王启华自觉有足够的信心和经验独立门户。那年夏天，他和妻子来到江门农村，租了一个旧祠堂，请了两个小工，办起了第一个小工厂。 没有企业管理，没有企业文化，也没有营销推广，和广州大多数早期本土企业主一样，一心想着勤劳致富的王启华包揽了从厂长到送货员的所有职务，进行家庭作坊式的运作。 “那时候做一双鞋能赚30多元，上家还排着队请你做。”供不应求的鞋业市场让王启华积累了第一桶金，小厂也很快从祠堂搬到了正规厂房。 在王启华的小工厂稳步发展的时候，世界制鞋业此时也已经初步完成了向中国转移的进程，“中国鞋”逐渐步入黄金时期。一双双物美价廉的皮鞋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工厂运出，然后摆上世界各地的货架，相当程度上承载了“made in china”的国际形象。 而这段黄金时期也最终促成中国成为日后世界最大的鞋类生产和出口国。现在，世界上每10双鞋里，将近有7双产自中国。 1999年盛夏，一次自费参加的行业协会考察活动，王启华在东莞一个大型厂房面前陷入沉思：这里有终日轰鸣的机器，有条不紊的流水线和衣着统一的工人，仿佛整个工厂就是一个浑然一体的大机器。相比之下，他的小工厂简直处于原始社会。 他要扩大工厂规模，他七拼八凑地借来50万，买下一整套二手台湾鞋机，使工厂基本实现了生产自动化。 2001年前后，当王启华开始分不清工人们的名字时，他知道自己的工厂正在加速膨胀，他需要人来帮他管理。几乎不用思考，他就选择了家族经营的方式。“自己人信得过”。 厂长是妹夫，财务是小舅，姐夫也拉来管采购……这个平均学历只有初中的大家庭开始主持工厂的运转。由于缺乏现代企业管理经验，工厂长期处于人浮于事、奖罚不明、效率低下的状态。 纵然如此，王启华的工厂还是在2002年达到了顶峰，人数过百，年产鞋量逼近20万双，固定资产将近两百万元。 但新工人数量的膨胀和摊子的变大，还是分散了王启华精力。他曾经非常重视的上岗培训最终也变成了走过场般的程序。一些新手只学习了半天，就被推上了流水线。这终于酿成大祸：一个对操作规程还一知半解的四川姑娘的右手截断在注塑机里。这一次，王启华赔偿了3万多元。 亲戚们各自为政，拉帮结派很快就让王启华的工厂变成了是非场。一次偶然查账，王启华发现，这些“自己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揩工厂的油。 这其实也是早期中国私营企业的真实写照，管理保守、高度人治。据当时有关资料统计，中国私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7年左右，和这种与生俱来的局限性有相当大的关系。 内忧外患 虽然只是一个行政村，但亚洲最大的鞋企聚集地——东莞厚街白濠也拥有6车道的宽阔水泥路和窗明几净的高尚住宅，这是这个城市高度工业化的象征。但如今，这些东西都冷清得像一堆摆设。 3月7日，19岁的鞋厂招工代表陈二妹已经在一个榕树下的招工点坐了一个下午。她几乎翻烂了手中的《知音》——在刚过去的6个小时里，一共才只有2个人向她咨询过，其中一个还是问路的。 “厂里快没人开机器了。”陈二妹说，如果明天还招不到人，就到隔壁村试试。 上世纪最后20年珠三角经济的迅猛发展，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的人口迁徙——南下打工潮。但2004年，随着投资持续过热，农民工待遇过低及维权意识觉醒等，用工市场上的供求关系悄然改变，导致以珠三角为重灾区的全国性“民工荒”爆发。当年，珠三角工人缺口高达200万人。 王启华的工厂也在那年因缺工而产能缩水，为按时完成订单，他只好出高价到附近农村请些妇女来当兼职工人，但最终仍因迟交货而支付了10万元的违约金。 此后，他的工厂人数持续下滑，有些人跳槽到大厂了，有些过完年就不来了。2008年春节过后，他的工厂人数滑至近年来最低的26人，这个尴尬的局面让他小单不想接，大单又接不了，一小撮人终日无所事事地守着空荡荡的厂房。 “民工荒”成为制约珠三角制造业持续增长的瓶颈。“现在用2000多元月薪招一个熟手工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厚街逸豪玩具厂人资部经理邓志强说。 困扰王启华的还有日益上涨的原材料价格。 从2007年到现在，一年间，制鞋行业原材料涨幅达30%，这使鞋厂利润值骤降至5%，这意味着，做一双较平常的40元皮鞋，厂家只赚2元钱，几乎触及利润底线。此外，油荒、电荒，人民币升值，欧盟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银行银根缩紧等措施陆续出台。王启华感到眼前是一个接一个的紧箍咒，把本已微薄的利润榨了又榨。 “首当其冲的是一些经营不善，积弊积弱的中小企业，它们会因经不起冲击而率先倒闭。”东莞皮革鞋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梁蔚然说，而有自主开发和自主品牌的大厂，处于产业链的较高端，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一部击溃他的法律 3月12日，江门台山一间咖啡厅。 王启华和他的律师朋友对着一本红色小册子神色凝重。他甚至拿出了计算机，但此时再精明也无法帮他摆脱对眼前小册子的恐惧。 这就是从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它在劳动者薪酬、工作时间、福利保障等方面都对用工单位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旨在保护劳动者利益。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几乎成了这段时间用来形容新《劳动合同法》最常用的谚语。 为此，就连华为、沃尔玛这样的知名公司，也不得不出非常规手段，发生有规避嫌疑的裁员事件。而在东莞智力人才大市场咨询员赵伟伦看来，一些企业属于假倒闭而规避新法。 现在的王启华，已经被连月的财政赤字耗尽积蓄，连同此前买机器借下的钱，他已成了负资产。如果再加上新《劳动合同法》，将让他增加近一成的成本，即使在全盛时期，也是这个利润只有5%左右的小企业无法自行消化的。 “这将是灭顶之灾。”王启华预见了他和他的工厂的未来。 然而，众多像王启华这些小企业主的呼声，并没有动摇执法者们的决心。劳动部在今年1月称新法未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而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也认为，该法对守法企业一点都没影响。 出路在哪？ 王启华一直难以忘记去年与朋友到广州观看的一场名贵品展览。 那天，在意大利名牌服饰专柜前，王启华惊叹于那些在射灯下熠熠生辉的女装皮鞋，仿佛一件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 当厂家代表得知他也是一名鞋商时，如遇知音般向他介绍这些鞋的设计理念和灵感。王启华尴尬地发现他一点也听不懂。一直以来，他只以为鞋只是一个底加一个面的行走工具而已。 王启华只好在一脸不懂装懂的微笑中附庸风雅了一个下午。临走前，他才发现，就这么一双鞋的价格，等于他厂里上百对鞋的价格总和。 王启华的费解也代表了中国制鞋业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 “产业升级和自主品牌才是出路。”东莞皮革鞋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梁蔚然更愿意把当前的企业“倒闭潮”看作是一次企业的优胜劣汰，“不能永远靠低附加值的贴牌或加工等方式生存。” 2007年11月，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于东莞举办的“世界鞋业发展论坛”上谈到，未来东莞要成为打造中国的世界名牌鞋的基地。只有这样，才能掌握世界鞋业的话语权。 一同来参加论坛的广东省外经贸厅厅长梁耀文也表示，不仅是鞋业，对于珠三角众多的加工型企业而言，只有技术研发才是出路。 王启华也在继续他的挣扎求存。为了开源节流，他主动向房东提出把厂房租赁面积减半，同时准备处理一些闲置机器。几个胆子大点的工人试探性地问王启华：“您是否准备炒掉我们了？”王启华稍作沉默，然后颇有江湖意气般地在每个人的肩膀上轻捶了一拳：“不，只要你们想留下。” 但谁都明白，这只是这个末路企业主最后仅存的一点自我安慰罢了。 (应采访者要求，王启华、张永安为化名) 青岛韩企撤逃调查 记者 陈鸣 青岛报道 从2001年到2007年，至少206家未经正常清算的韩国企业撤离青岛，其中2007一年就达87家。 诸多迹象表明，一场韩资企业集中“非正常”撤资的行动正在青岛加速展开。 在导致韩资企业信誉危机的同时，也迫使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思路由盲目转向理性。 曾经在半夜乘摩托车呼啸来去的韩国青年在这条街上已不多见。2月的晚上，青岛出租车司机施长发守在青岛市城阳区的夜总会门口等着拉客。他明显感觉到，不论是白天黑夜，他能看到的韩国人都在减少——以前他每天要拉五六趟韩国人去机场，最近半年来平均一天两趟都不到。 韩国人正在撤离，在这个城市里是个私下流传的秘密。 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在青岛的城阳和胶州——这两个韩国企业最集中的区域，民间已经传言纷飞，先是一些讨不到工钱的工人，接着是一批不时到访的韩国记者，他们都在传递着这个消息：一场韩资企业集中撤离的行动正在青岛悄然展开。 而一些韩国企业的“非法”撤离，正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韩国老板悄然撤离 已经过了正月十五，城阳区的几个工业园里，一些韩国工厂仍然大门紧闭。往年初八的时候工人们就应该已经回厂上班。 “这里人气散了。”在南疃村附近已经居住了十多年的王源海说。他最直观的感受来自于丈人胡老头，老丈人在南疃村开了一个旅馆，专门给韩国公司职工当宿舍，曾经住着上千人的楼房，如今只有两百多人了。 而立之年的王源海是建筑队的一个小工头。开着破旧的面包车行驶在流亭镇大大小小的工业区里，他对上个世纪末开始的南疃村的热闹场景记忆犹新。城阳区的不少厂房就是当年他跟弟兄们一起盖起来的，那个时候，韩国人大批大批地到来，荒地上的厂房像蘑菇一样遍地生长，隔半个月就冒出一座新楼。每到下班，这里的街道上人潮涌动，就像赶集一样。路边都是写着韩文名字的小馆子，韩国人坐在餐馆里头喝酒。那时，看着韩国人在南疃村里山呼海啸，王源海时常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韩国村庄。 转变从2003年开始，那年春天，王源海不时听说有韩国企业搬走。有一次，一个韩国老板欠了他老丈人近万元的工人住宿费连夜跑了，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这让老人自责至今：“他拖了两三个月，我怎么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了呢？” 对韩国老板的突然离开同样感到措手不及的还有工人。 2月20日，城阳区夏庄黄埠。刚过完春节的工人宋志强和田肖回到大三信制衣厂时，发现厂里的大门已经锁上。门前依然鲜红的春联已经被扯成碎条，“大三信”三个字被铲去，只剩底下的英文名称SAMSHIN让路人大致可以猜出这家企业的名称。村干部说，韩国老板春节期间就已经逃跑了。而此时，大三信服装厂已经拖欠工人两个月工资。当宋志强他们到劳动局监察大队投诉时，他们才了解到，另有一笔每月从工人工资中扣除的保险金也没有如约打入他们的账户。 黄埠村的干部接管了大三信制衣厂的传达室。“这些老板太黑了！”除了跟着村干部愤慨地骂两句，宋志强和田肖只能自认倒霉，这种事以前就发生过，从来没人讨回过工钱。老板人间蒸发，意味着死无对证，意味着一笔无头债。 他们领了村里发的每人700元的一次性补偿金，就匆匆忙忙地登上另一个韩国服装厂派来的卡车，他们不知道这一次老板会不会逃走，但他们需要挣钱糊口，一刻都不能耽搁。 刚过去的这个元宵节让建筑工头王源海、出租车司机施长发明显感觉到了村里人气的回落。写着“厂房出租”的红色横幅沿街到处都是。但是，究竟多少企业走了，有多少是办理了正规清算手续，多少是连夜撤逃，村子里谁也说不清楚。有两次，王源海在酒桌上提及此事，当即被同席的村干部制止，“这个事情还是少问为好。” 村里的敏感不难理解，对于一个开发区来说，人气比什么都重要。同样，在离青岛市区两小时车程的胶州市，对于韩企撤走，政府部门同样讳莫如深。胶州市政府宣传部的一位工作人员给上司打电话，“又来了记者”，长叹了一口气后他告诉记者，“这个事情不能再提及了”。 究竟撤逃了多少家企业，政府部门至今仍然拒绝给出一个准确的数据。 走不走？ 走还是不走？该去哪里？这是韩国金石善夫妇最近时常和朋友讨论的问题。 对他们来说，离开青岛转向内陆，甚至去往更遥远的越南只是时间长短的事。2月21日在一家咖啡馆和记者见面时，金石善的朋友已经走了三个。他们开办的企业规模都很小，雇用人数在两三百之间，主要经营工艺品和皮革。 在金老板狭小的厂房里，几十个中国工人在缝纫机前埋头工作。与中国一般的乡镇企业没有什么不同，厂房是简陋的铁皮屋，除了缝纫机和熨烫设备，这里数量最多的就是“人”。 正是大批工人让“金老板们”开始吃不消了。 “工人工资实在涨得太厉害了。”一口咖啡下肚，金石善眉头紧皱。仅去年一年，青岛市工人最低工资标准就由560元提高到760元，而实际支付工资也由2000年的800元涨到如今的1500元。加班费用由当年的1.6元/小时，上涨到去年的5.7元/小时，今年则涨至6.7元/小时以上。 金石善的说法很容易就能从遍布工业区的招工广告上得到印证。 地价猛涨也是韩国商人离开的原因。1999年金石善随着韩国同胞们大规模进驻时，城阳区还只是一个小村庄，30公里外的胶州更是一片农田和洼地。王源海描述当时他带着韩国人来看这里大片的廉价空地时，“他们惊喜得几乎要尖叫起来”。 一位吕姓女士告诉记者，1998年她以7万多的价钱在城阳区中心买下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如今如果要在同一区域购买同样的房子要付出12倍的价钱。 明阳路上的“21世纪不动产”的经理赵丕功提供的数据证实了这一说法。上世纪末城阳区的房价开始缓慢上涨，到2003年每平方米猛涨了1300多元。“今年城阳区二手房均价在4000元左右，万科在城阳的一个新楼盘已经是每平米9200元。”经过十年开发，城阳区寸土寸金，工业用地同样十分紧张，地价上涨几乎与住宅同步。在紧邻青岛流亭机场的南疃和洼里工业园，厂房租价比一年前涨了整整十倍。 上世纪末韩国人就开始迁入青岛，至今这里仍是韩国人密集的城市。每周从青岛至韩国首尔、大邱、釜山三个城市的航班就有三十多架次，与仁川间的轮船每周也有四班以上。2002年青岛常住韩国人为近2万人，2003年上升至3万人，2004年则飙升至5万余人。有的是全家搬来，夫妻到韩企上班，孩子在青岛读书。而如今随着生产成本大幅提升，金石善的朋友们只好选择搬走，“济宁和荷泽交通没有青岛方便，但是那里每个月工资700元，就算要经常加班很多工人都抢着干。” 实际上，韩企的撤离并不是这一两年才发生的事。 韩国中小企业厅代表处课长李炳直向记者出示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在2001年到2007年间，未正常清算撤离青岛的韩国企业就有206家。自从2003年开始发生韩企零星外逃之后，非法撤离数量每年递增，去年一年就达87家之多。 整个山东沿海市县都在面临同样的问题。 就在1月中旬，烟台的韩国世刚贸易株式会社旗下的三家企业数十名高管在一夜之间集体消失，遗留下5400多万元债务。事后有烟台网友发帖说，数十名高管分乘三辆大巴从国内三个机场分别出境，在外逃前一天，某韩国高管更是嘱咐他的中国司机，“明天不必上班，我们要一起坐车去打高尔夫球。” 烟台“世刚事件”之后不久，青岛市辖的胶州，两家由韩国兄弟二人开办的老企业，在扎根已近十年后，也选择了悄然失踪，只留下海尔大道上两间空荡荡的厂房杂草丛生。 李炳直课长承认，上述撤离韩企的资料中，胶州、即墨等县级市还没有统计在内。 韩企淘金术 在青岛市郊的204国道上，沿途可见星罗棋布的韩国企业。与上个世纪末被中国人奉为上宾的“外资企业”不同的是，这些企业与中国乡镇企业相比规模都显微小。记者实地走访发现，不少企业就落户在当地农家，厂房为普通砖房，面积不超过30平方米，在漆黑的房间里，几个工人围着一张桌子做着手工雕琢玉器之类的活儿。 “未正常清算”的撤离韩国企业中，15%是纺织企业，30%是工艺品企业，13%从事皮革生产，六成以上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2月中旬韩国进出口银行发表的《青岛地区投资企业的非法撤离现状》报告书说。 而这些技术含量低、对环境有污染的劳力密集型企业在中国却长期享受着很高的税费减免。在“两税并轨”之前，外资企业只需要缴纳15%的企业所得税，仅为中国企业的一半。此前来自青岛市外经贸局的一份统计资料表明：2006年，青岛市外资企业总税收额为54亿元人民币，但韩国企业缴纳的税金只有9亿元人民币，韩国企业数量在所有外企中占六成以上，但税收比率只有不到两成。 “这里面有很多秘密。”章朝华说。他是青岛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的老板。多年来他跟韩企做了很多生意，对韩国的经营状况十分熟悉。 他发现有一些小型的韩国企业其实只是一个空壳。他们在青岛的郊区租下厂房和机器，10万美元就能注册一家公司，而实际上最终到达的注册资金一般只有3-5万美元，然后通过银行贷款和拖欠上下游货款来套利。 另一种情况，也最为常规，当“两减三免”期限即将到达时，企业便以假倒闭的形式，将工厂转向另外市区寻求优惠政策，换合伙人注册公司重新扎根，享受新一轮的减免优惠。这些外资企业入驻某个区市工业园区，一般不自建厂房，主要以租用为主，以便今后迁徙。青岛科技大学的教授袁晓莉将这概括为“候鸟现象”。 同时，很多韩企采用“高进低出”的方法来减少账面收益。所谓“高进低出”就是以高价从韩国进货，再以低价买出，从而使驻华企业的账面盈利微薄，而实际上价值都已经通过高进价转移到韩国了。多位专门为韩国企业申办各种手续的代理商向记者证实，韩国中小型企业主要使用“高进低出”的手段来转移在华投资收益，在行业内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蜜月期终结？ 在一些当地人眼里，青岛和韩企的蜜月期正在终结。随着多年招商引资，青岛当地对韩国企业的投资也从“奉若上宾”转变为“招商选资”的理性姿态。 商务部统计，目前中国国内约有韩资企业46000家，三分之一在山东，青岛就有4000多家，生活在青岛的韩国人超过10万，这里是韩国中小企业老板的天堂。鉴于韩国企业在青岛的重要地位，韩国产业资源部所属的中小企业厅还在青岛设立了代表处，青岛市对外经济贸易局也特别设立了韩国处。 自从1989年，青岛市第一家韩国独资企业托普顿电器有限公司落户城阳区后，青岛茶山人造首饰、青岛韩菊胶带有限公司等韩资企业又相继来到青岛，形成了第一批韩资在华企业。在1992年两国建交前，青岛市共批准了71家韩资企业，建交后几年间韩国企业在青岛的投资逐年稳步递增，大批投资注册资金在几十万美元至三百万美元之间的中小企业纷纷进驻，这些在韩国已失去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山东半岛遍地开花。 几乎“零门槛”的招商引资政策随后就招致各种诟病。 中国海洋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2004年的一份研究资料显示，截止到2001年底，韩商投资企业的平均规模为111万美元，比山东省外商投资企业平均水平低了近一半。胶州对外经贸局的一位副局长说：“先前不论企业大小，引进来再说的做法，早已经过时。现在所看到的韩国小型企业主要是历史遗留产物。” 早在2004年，山东省外贸厅厅长周嘉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提出：“韩日固然重要，但更要放眼欧美，这个领域层次更高，资源更丰富。” 袁晓莉教授长期关注东北亚经济交流，曾经带着研究团队在青岛下辖区县对外资企业进行过深入调查。她认为应制定“外资准入制度”，在对外商投资的审核中，宜设立“三道门槛”——控制小规模传统制造业项目审批；控制环境污染项目；对于一些有信用劣迹的外资企业，应加大监管跟踪力度，限制一些不守信用的企业在青岛所辖的一个市区向另外一个市区的转移。 她介绍，上海 韩方似乎也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最近带领对华韩国经济使节团而访问中国的大韩商会会长孙京植2月17日对韩国企业提出警示：“应该关注变化的中国市场，并根据这种变化修改进军战略。” “中国现在不再是单纯的出口加工基地和代理加工基地。我们应该着眼于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内需市场，抱着和全球一流企业竞争的决心进军中国，如果认为适当生产便宜产品出口到第三国即可，那么十有八九会失败。” 韩国人离开之后 事实上，青岛韩国大型企业口碑一直很好，由于福利好，工资发放及时，很多工人争着抢着要去。但韩国的小企业在青岛民间一直饱受争议。 长期为韩国商人代理企业事务的朝鲜族人姜申说，韩国一些小老板素质并不高，有些人小学还没毕业，在韩国挣了些钱之后，就把住宅抵押，全家到中国山东淘金。而老板个人风格则主导着企业特点。 有一次，他给一家韩企做货物代理，到公司与企业管理层见面。办公室就在一个铁皮屋里，交谈过程中一滴水从屋顶上渗下来，不偏不倚地落进咖啡杯里，而一屋子韩方人员看到了都若无其事。事后，姜申就警告自己的生意伙伴，一定要小心这家企业的信誉。果然不久后，这家企业就因拖欠货款，被中国代理商告上法院。 在金石善看来，这次一些韩资企业的“非正常”出走，更是给韩国商人的信誉雪上加霜。尽管他觉得韩企撤走实际上不会给当地留下多少麻烦，但事实上地方政府却不得不为企业拖欠的薪酬买单。在烟台，由于世刚纤维的撤走，区政府向1200余名劳动者支付了近200万元的工资。 在青岛已生活四年的李炳直课长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在这个事情上，他希望中韩双方都能理性看待，他说，韩国政府正在拿出一套方案，今后将由中小企业厅负责对韩国老板们进行培训，而另一方面则将由韩国政府与中方协商如何缩减清算手续。“法律上外资企业进行清算需要9个月，而在实际操作中需要两到三年。”青岛市外经贸局韩国处处长吴日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青岛市政府正在筹划建立一个网上清算中心，帮助韩国在华企业能够轻便、简捷地办完撤离前的手续。 然而，在青岛城阳区的南疃和洼里，人们更关注的是眼下备受打击的服务业。大批工人正在转移，在城阳的青岛义恩服装有限公司门口，老板崔某在招工启事上用了硕大的标题——“我爱你们”。 以前这里人头攒动的工人正在向山东内陆的济宁和荷泽进发。在城阳和胶州招工中介的市面价格已经上涨到每人100元以上，在城阳区北边的即墨市，现在即使月薪2000元也不一定能招来熟练的缝纫工。 冷清的街道上，众多韩式餐馆的转让横幅在料峭的寒风中抖动。夜里十点过后，夜总会门口也见不到拥挤的韩国老板，出租车司机施长发开始怀念为几块钱打的费讨价还价的韩国客人。傍晚，王源海时常开着他的面包车在流亭镇上转来转去，他希望老丈人的生意尽快好转。 章朝华对韩企的突然撤走同样十分悲观。青岛市目前有物流企业1400多家，而韩企货运总量占到起码一半的份额。“明年估计会有十分之一的物流企业陷入困境。”章朝华说。 不过这一次，他希望自己的预测是错误的。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金石善、章朝华、王源海为化名) 塑料袋巨头的“突然死亡” 记者 车黎 河南遂平 报道 从1月末开始，43岁的倪俊丽就和她的工友们，一长溜地坐在县政府门前的花坛边，在聊天，在太阳底下打瞌睡，更多的是在发呆。 如果不是在县政府门前，如果不是三四十甚至上百人的规模，如果不是两个多月的坚持，倪俊丽们的“静坐”只是些街坊间的闲事。但是，地点、人数的敏感性，使得这些“静坐者”被遂平县人看成是种“示威”。 倪俊丽说，我们这是在“上班”。 这群以中年妇女为主体的“静坐者”，真的按照工厂倒班的模式，分别排了“上午班”和“下午班”，“上班”点数跟政府部门的作息时间一样，从上午9时到下午5时。 烫着短卷发的倪俊丽，和其他的人身份相同：曾是河南省遂平县华强塑胶有限公司的工人。能在“华强”工作，对这个有着54万人口的中原小县城居民来说，是个体面的差事。 但是这份曾经“荣耀”的活计，在2008年1月20日戛然而止。这天，全国最大塑料袋生产商贴出公告，宣告解散，包括遂平华强和60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分厂——漯河华强在内的2万名工人瞬间失业。 最后半年 在倪俊丽看来，工厂的倒闭，没有一丝先兆。倪说：“每天拉货的车都排着队来，要先拉到货还得开后门。” 曾是下岗工人的倪俊丽，6年来，一直在华强过得很顺心：每月1500元的工资，跟当地平均工资相比，整整高出20%，而且从来没有拖欠过。 身为公司质检车间一名“领班”，倪俊丽对公司的情势变化一无所知，相反，她认为公司的发展是越来越好了。 的确，1995年，广州南强塑胶有限公司在遂平投资兴办了华强塑胶制品公司后，飞快扩张，遂平的厂房从80亩扩大到160亩，1998年在邻近的漯河市又开办了一家占地300亩的分厂。根据公司公开发布的信息，它的年产量25万吨以上，产值高达22个亿，在全国市场的份额占到了50%，其产值11年在全国同行业排名第一。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总和达到40多亿元。 就是这个看起来不可能倒闭的“中国最大的塑料袋生产商”，却突然猝死了。1月20日，正准备进厂上班的倪俊丽，在工厂大门口的墙上看到了一张公告：公司宣布于2008年2月1日解散。 和倪俊丽“蒙了”不同，作为公司质检部主任的郭建伟，几个月来一直在小心观察着公司的变化。 2007年10月，有两个车间停工。 2007年11月，开会传达广州南强总公司关于“改制”的内容。当时公司花30万元聘请了律师和会计师，设计了几套改制方案，其中包括转让和全员入股。改制的计划就是让公司职工交钱入股，“交一两万就可以参股”。 到了今年1月，所谓的改制进入了最后关头，“连投票箱都准备好了”，说要召开职工大会，由职工投票决定改制的最后方案。 然而，这一切戛然而止。 原因是“漯河暴动了”。 “漯河暴动” 所谓的“漯河暴动”，是工人夸张说法。 去年12月底，华强漯河裁掉了2000人，在养老保险等方面并没有给予足够的赔付，各种关于公司前途的猜测四起。 同时，一些工人感觉到“不对劲”：公司每天都有几大车货物往广州运。1月19日，成品仓保管员上报库存已经不到18万件，而该公司一天的产量就有15万件左右。工人们怀疑老板想甩手不干。 1月19日是工人上班的最后一天。 漯河分厂厂长陈锋舟回忆说，“当时很多工人堵住了厂门口，不让运货车出厂。同时，还劝上夜班的同事停工。” 一些工人冲进厂里的办公室，对办公设备进行破坏，甚至“把工厂的几道大门都给扒了”。当地出动了数十名警察才平息了事。 这起混乱的事件中断了华强公司精心安排的计划。1月20日，华强公司大门口就贴出公告，宣布公司解散。“现在猛然想起来，什么改制，原来是要金蝉脱壳啊？”郭建伟这才有些恍然大悟。 倪俊丽当天没能进成工厂。那天正好她女儿大学放寒假回来，她没敢回家，“怕女儿知道了着急”。 当晚，她收到了一个工友的短信：早上9点去厂门口。 1月21日，等倪俊丽到遂平工厂门口时，门前107国道已经挤满了上千名工人，几百辆经过国道的车辆被堵在了路上。 厂方把这个事件定性为“大规模群体事件”。“我们没想堵国道，只是想要求厂里解决问题。”倪俊丽也在现场待了一上午。 一根又一根稻草 工人们的坚决反对，并没有阻止华强的去意。1月22日，遂平华强在互联网上发布消息，遂平和漯河两个分厂一起整体转让，转让价格为2.8亿-3.5亿元。 没人想到这家中国最大的塑胶企业会骤然倒下。 关于原因，遂平华强、甚至广州南强的管理层始终没有正面解释，而遂平县中小企业服务局局长徐俊彦面对媒体，给出了自己的分析——限塑令、亏损、新《劳动合同法》。 2007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规定从2008年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而华强的产品90%以上正是国家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超薄塑料袋。 但是，在质检部主任陈红看来，“限塑令”并不是“禁塑令”，“要转产并不困难，只要把吹膜机的齿轮改装一下就可以了，何至于马上就要歇业？” 而陈锋舟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公司就不顺应国家的政策转产呢？” 遂平华强塑胶原总经理助理、工会主席刘建华知道些内幕，漯河、遂平两家分厂在2006年和2007年度内，因为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提高等原因已亏损3000万元。 同时，塑胶企业属于技术含量低、投资小、劳动密集型企业，一台吹膜机、一台制袋机、一个小作坊就可办起来。在华强进驻遂平之后，周围出现了一些家庭作坊式的小型塑料袋厂，抢走了华强一定比例的市场份额。 值得一提的是，华强曾多次公开表达了对税收政策的不满。为减税，公司甚至曾以万名职工的名义给国务院和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写信请求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减税，但是并没有效果。 新《劳动合同法》下的成本压力 “你们怎么看待新《劳动合同法》呢？” 销售部职工魏学峰一听这个问题，总会自动忽略记者问题中的“法”字，说：“劳动合同我们签了。” “我们都还高兴呢，以为新《劳动合同法》出来，我们的保险有人管了。”倪俊丽说。 在刘建华看来，新《劳动合同法》才是遂平华强迅速结业的致命原因。 在遂平华强的7000名员工中，仅有1000人左右参加了社保。而遂平县当地劳动部门按照新《劳动合同法》计算出来，13年来遂平华强拖欠工人的养老、失业保险金以及各种加班费用加起来高达1.8亿元。对于建厂13年的华强来说，有超过2000名工龄在10年以上或者接近10年的老员工。根据新法，连续工作10年以上的员工，应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如果2008年继续生产，按照新的劳动合同法，公司将比上年度多支出4000多万元。而遂平华强去年亏损额是3000万元。 “到了该它偿还和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公司却断然选择了退出。”郭建伟无奈地说。 令工人们很难接受的不仅是公司的突然解散，还有公司解散之后对待他们的态度。 在宣布解散三天之后，公司给出了一份“和解协议”，核心内容是工人们能得到全年平均月工资的60%，也就是600元，买断了工人与工厂的任何关系。 600元，没有让工人满意。倪俊丽和她的工友们把希望寄托在他们的维权小组上。 这个维权小组代表的工人由最初的3000多人，剩下1000多人，到现在只有600名工人。大多数工人选择了妥协，“该找工作就找吧，吊在一棵树上也没啥用。” 工厂停工两个多月，女儿在上大学，爱人没工作，倪俊丽选择天天到政府门口“上班”。 倪俊丽把这次失业和10年前的“下岗”联系到了一起。当时她从县里的纺织厂下岗时，刚开始也是什么都没有，“后来到大院儿(政府)门口坐了两个月，好歹给了几千块。” 3月10日是最后签署期限。倪俊丽没有去签协议。“上次下岗就解决得不好，这次不能就这么算了。”这600多名工人留下的只有仲裁或者打官司的路了。但是，华强公司态度非常明确，不接受仲裁，“直接法庭见”。 “你说我们这事能不能不打官司？”维权小组组长唐庆华对于诉讼显然充满了畏惧，因为那意味着要付出不见底的时间和精力。他们更愿意把希望寄托在政府上，“他们真的就没啥办法了吗？” 塑料袋业的转型 “和华强有什么可谈的？停产、转让都是企业自己的行为，其他问题都走法律程序。”遂平县副县长赵峰这样说道。 事实上，当地政府根本做不到这样超脱。 河南遂平是一个传统农业县，近些年来和大多数中西部省份一样，把“招商引资”当作重点工作之一。在其政府的宣传网站上，招商引资的明星企业前三位分别是“造纸、塑胶、化工”，几乎都是重污染企业。在县政府10余个“遂平功臣”宣传栏，其中一位“功臣”的立功事迹就是“引入华强”。 华强是当地最大一家民营企业，最近几年，公司每年上缴的利税占到了遂平全县税收的一半左右，还解决了7000人的就业问题。华强的停业，对于河南省南部的这样一个小县城来说，无疑是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 遂平县政府的心愿还是让这个“利税大户”继续存在下去，不管谁来接手。今年春节后，由遂平县副县长赵峰带队的协调小组两度奔赴广东，与总部广州南强公司谈判，想尽办法让广州南强能够在遂平继续发展。然而，无论塑料厂怎么发展，归谁经营，一劳永逸地解决与工人的法律纠纷，是广州南强公司最为看重的。 广州南强已经宣布退出塑料袋行业，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华强发展的这12年，正是我国塑料袋企业飞速发展，直至泛滥成灾的12年。在“限塑令”出台前一个月，中国塑协塑料再生利用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董金狮公布的数据是，全国每天仅买菜就要用掉10亿个塑料袋，其他各种塑料袋的用量每天在20亿个以上。 林平(化名)是华强配料车间的一名工人。他在工厂做了整整10年的时间，在他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司曾经的辉煌成绩建立在不正当经营之上。 林平说，“华强塑料公司辖下的华强废旧物品回收公司，从全国各地回收来废旧塑料瓶、废旧薄膜、塑料袋，而这些又几乎全部送进了吹膜车间，通过二次造粒吹膜制成新的塑料袋。”他的工作就是调色、掺入聚乙烯，“保证做出来的塑料袋色泽美观。” 使用回收塑料，是降低成本的方法。但按照行业标准，回收再造的塑料袋是禁止用作食品包装袋上的。然而，“还不是大部分在流入市场之后成为了食品袋。”林平说。 现在华强退出，在6月1日前，市场对于塑料袋仍然有着巨大的需求。巨头倒下，给不少小塑料袋生产企业带来“最后的疯狂”。 自从传出华强塑胶倒闭的消息后，市场上塑料袋的价格涨幅非常大，每件(20公斤)已经涨了几十元。 就在华强停业后的一个月里，不少等着进货的经销商蹲在厂门口，希望能够在众多赶来买存货的经销商中拿一点货。 “华强关门太快了”。安徽芜湖 6月1日以后，限塑令到底能执行到何种地步？一些塑料生产商也在观望华强变局。 而倪俊丽们则密切关注华强的动向。对他们来说，存货可以卖，但机器不能随意动，这是他们认为得到赔偿的最基本筹码。 按照新《劳动合同法》计算出来，13年来遂平华强拖欠工人的养老、失业保险金以及各种加班费用加起来高达1.8亿元。如果2008年继续生产，公司将比上年度多支出4000多万元。而遂平华强去年亏损额是3000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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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出身的作家的错误，往往在于背离他们自己的心， 他们的力量之所在，而向较高的社会阶级借用那些抽象的 概念和泛泛之谈。平民作家有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然而 他们自己却毫不欣赏，那就是他们不懂人云亦云的俗套…… ——儒尔•弥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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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状况概述
中国工人的一般状况 从全世界范围来说，工人阶级的处境都在往下走。中国就更是这样。 中国工人的觉悟 在长期的严厉的政治压制底下，中国的工农都培养出特别忍耐和顺从的性格。来自农村的工人一直在工厂里默默地忍受欺压。那些国企工人则非常轻易地被踢出企业，而没有什么有效的反抗能力。不过，在这几年当中，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在农民中间，以及在两类工人中间，群体抗争事件都越来越多，部分国企工人斗争的政治性相当明显。 政府的应对和改良措施 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凡是那些没有被中国GDP的增长和经济繁荣的表象蒙蔽住的人，都会看到这一点。政府当然也看到这一点。改良的压力是巨大的。我们知道温家宝为农民讨欠薪，从而刮起“讨薪风暴”的事；我们还看到安监局长痛斥官媒勾结的报导，为扼制矿难和其它安全生产问题而采取了种种措施。可以说，他们是相当重视的。而且，据说从2003年——即政府开始“重视”之后——至今每年、每个季度、每个月的事故和死亡人数都在下降。但我们不得不指出，在中国，到处都在造假，包括以上提供出来的数字，很可能都不对。关于各地政府为民工讨薪的报导中间，水份就很多，而且讨薪事件仍然不断。职业病防治医院听命于地方政府，少报患病人数。在前不久的一次有关职业病问题的会议上，有一位政府方面的发言人就说：内地的政府部门的精力都放在尽量不要出大事故，不要死人方面，劳动卫生问题根本来不及去管；中国政府则把主要精力放在“讨薪”和“扼制矿难”上面。 工人争取权益的障碍 中国的工人普遍处在极度无权的状态。劳动部门对他们的投诉，十有八九不受理，或者采取推诿的态度。而且，即使他们接受投诉，予以处理，甚至工人胜诉了，但是在履行仲裁或法院判决方面，工人还是经常遇到困难。那些老板常常能够找到办法来拖延和推卸责任，而不受处罚。比如钻法律的空子，或者干脆耍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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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出身的作家的错误，往往在于背离他们自己的心， 他们的力量之所在，而向较高的社会阶级借用那些抽象的 概念和泛泛之谈。平民作家有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然而 他们自己却毫不欣赏，那就是他们不懂人云亦云的俗套…… ——儒尔•弥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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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新电子裁员超过42% 双重手段拯救夏新
2007年巨亏8.02亿元的夏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600057.SH，下称“夏新电子”)正经受着成本核算所带来的改革“阵痛”，该公司司机小李日前如是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记者从夏新电子独家获悉，被业内誉为“扭亏高手”的夏新电子总裁卢振宇自2007年底上台后，原李晓忠时代的高管已所剩无几，而公司裁员也超过42%，产量缩减到夏新电子顶峰时期的三分之一。同时，还尝试向大股东借款，以解资金之困，力图采取“自救+求救”的双重手段拯救夏新电子。 自救+求救 5月14日，位于厦门市海沧区霞光路102号的夏新电子总部跟往常一样人来人往。“除了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来募集资金，我们还在想其他办法，包括向公司大股东借款等。”夏新电子董秘吕东透露，目前公司相关股东已经同意借款，但具体操作方式还要细化才能成行。由于公司正在接受厦门证监局的调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5亿元的方案必须要等到中国证监会厦门证监局调查结束，才有可能继续。 不过，卢振宇拯救夏新电子的计划并不只是求助外援。“从5月初开始，公司的行政和销售部都已经搬到海沧总部，目前岛中办公楼里还有客户部，5月底也会搬迁完毕。”夏新电子总裁办人力资源部郑灵透露，届时位于厦门体育路45号的夏新电子办公楼和厂房将会出租。据悉，夏新电子在体育路的办公楼和厂房面积大概有5万多平方米,不过，这些资产并不属于夏新电子，而是属于夏新电子大股东夏新电子有限公司的资产。 此前，夏新电子已变卖了位于上海的5层研发大楼，除去所得税后，获8000万元现金。同时，将厦门夏新工程塑胶公司70%的股权在厦门产权交易中心挂牌出让，但目前还没有成行。 厦门一位手机经销商表示，按照厦门市政府的规定，厦门岛内的所有工厂都要迁到岛外，夏新电子有限公司在岛内的地皮能否转为商业用地，关键看厦门市政府。毕竟夏新电子还是厦门市的重点企业。 “其实夏新电子有限公司在岛内一共有三块地皮，如果能转为商业用地，夏新电子有限公司要解决夏新电子的资金困局根本不难。”该经销商指出，夏新电子有限公司只有夏新电子一个“儿子”。 成本核算 事实上，资金之困只是夏新电子的燃眉之急。要真正拯救夏新电子，必须从公司内部变革开始。 卢振宇去年底一上任，就开始大刀阔斧地展开变革。之前李晓忠(原夏新总裁)时代的大部分副总经理一级的高层基本在卢振宇上任前后离职，而手机制造部原有的2200~2300人，也被缩减到1000人。“原来夏新电子在厦门有7000多人，现在减员到4000多人，主要是为了‘降成本，提效率’。”该公司内部人士说。 刚刚从外地分公司调回总部的黄伟(化名)承认，公司裁员、高层变化比较厉害，主要是因为夏新在经营战略上有所调整。周玉华透露，夏新电子在全国的26个分公司，目前只剩下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4个分公司。 夏新电子手机制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上下对成本控制的力度非常大，并细化到人工成本、生产效率等等各个方面。 记者在夏新电子生产制造车间看到，手机贴片线只开了三分之一，而30条装配线，也只有9条装配线在运作。据悉，一条装配线平均一天产量在1500部左右，现在一个月的产量在30万部左右，而夏新手机生产线的每月最高产能是100万部。 全新的架构 记者辗转获得一份夏新电子管理架构图显示：总裁卢振宇除负责整个公司运营管理工作外，还分管公司采购中心、IT事业部、移动通讯公司和技术中心;副总裁黄爱平分管产品中心、渠道销售中心和市场中心;总裁助理白强分管行业销售中心、客户中心、商务物流中心;总裁助理徐朝晖分管海外销售中心;副总裁庄少挺分管制造中心和ODM事业部;财务总监牛宏志管财务中心;副总裁鲁清宇分管总裁办、工会和审计办公室。 在这份架构图中，已没有现任夏新电子总工程师李晓忠的名字。根据夏新2007年财报中的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对照，常务副总裁黄智辉也没有出现在新的公司架构图中，而庄少挺和黄爱平应该是原来夏新电子的高管，而财务总监牛宏志到夏新电子的时间仅比卢振宇早一个月，他是去年10月29日来的。 夏新电子一位内部人士透露，在夏新电子中层管理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基层(包括各地分公司)调过来的，他们有些在夏新电子工作时间都接近10年。“其实这些都是夏新电子的精英，应该能成为重振夏新电子的中坚力量。”该人士说。 但夏新手机所要面对的市场状况仍然非常严峻。厦门一位手机经销商表示，夏新电子前两年步伐太快，形成巨大的库存，整个销售渠道都出了滞塞现象。而滞塞现象导致夏新电子在2007年即便有新品也不敢推，害怕“新品打死旧品”的问题出现，而等到老产品消化差不多的时候，新品又过时了。 而卢振宇最近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夏新电子已经改造了销售流程，转为渠道和代理商为主，彻底放弃以前的保姆式销售模式。但这也给夏新电子的销售带来“阵痛”。“夏新电子销售模式的改变让原有的渠道很不习惯。”福建一省级代理商表示，目前夏新电子仍然存在产品跟进速度和产品定位的问题，销售模式的变革也让夏新电子原有的渠道商部分“背离”。据透露，夏新电子在福建本土市场的销售也非常糟糕，月销量在4000部左右，仅厦门地区好一点，而在福建北部地区，夏新手机基本销不到。目前在福建省国产手机销量排名第一第二的是天宇朗通和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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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启动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战略 2008-05-30 08:25 来源：新华网广东频道 新华网广州5月30日电（记者杨春南 杨霞）广东省决定从今年至未来五年时间内，用500亿元左右资金、配套7项新政策措施，扶持推动全省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全力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新一轮大发展。这是记者从29日举行的广东省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的。 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是指将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向当地二、三产业和珠三角发达地区转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表示，通过"双转移"，广东大力优化区域产业布局，提高劳动力素质，提升珠三角地区产业竞争力，带动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加快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从2008年至2012年，广东将拿出400多亿元扶持欠发达地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移园、重点产业发展和免费技能培训等。其中省财政还将每年安排产业转移奖励资金5亿元，五年共安排25亿元，用于鼓励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加快向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转移。另外加上所减少的一些地区电费支出，使全省五年支持"双转移"的资金总额将达到500亿元左右。 广东省省长黄华华说，力争到2012年，珠三角地区功能水平显著提高、产业结构明显优化，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在办好现在产业转移园基础上再规划建设1－2个大型产业转移园，形成一批布局合理、产业特色鲜明、集聚效应明显的产业转移集群，确保广东省产业竞争力位居全国前列。 他说，当前，广东省的发展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虽然广东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用"排头兵"的标准以及与先进省市相比较，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 广东省自1989年经济总量跃升全国首位之后， GDP已连续18年领先全国，成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但是广东省的人均GDP明显低于江苏、浙江等地区，近十年来年均增速在东部沿海省市中排在最后一位。同时，广东环境资源压力加剧，珠三角在快速发展中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目前，土地"瓶颈"制约突出，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十分严峻。全省常住人口约9449万人，不仅数量大，结构素质也不够优化。珠三角地区产业层次不高，外省籍务工人员中技术工人仅占三成左右，近七成是普通务工人员。 广东全面启动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全省各地反响强烈。在会上，珠三角各市负责人普遍表示，通过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这一重大战略举措，珠三角地区才能把部分低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实现"腾笼换鸟，造林引凤"；腾出更大空间承接国内外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高附加值产业，提高产业综合竞争力；同时降低外来人口数量，缓解未来面临的人口和社会管理压力。山区和东西两翼各市则实实在在感到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希望。 广东省从2004年首次提出珠三角与山区及东西两翼共建产业转移工业园以来，一直积极探索推动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的有效途径。目前，广东省14个山区及东西两翼地级市中，12个市已与珠三角地区合作共建产业转移工业园24个，投入开发建设资金近46亿元。去年，这24个园区已建成的132个项目实现产值约65亿元、利税5亿多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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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贸易市场格局面临“十个转变” 《通商》李灵 （慧聪网）2008/6/3 何力告诉记者，严格来说，政府的预期是否达到现在还不能显现出来。这有两个原因：由于加贸新政的实施从去年7月份至今只有半年多的时间，很多加工贸易企业，特别是一些大型企业的合同是有惯性的，大合同一签就是1年，还未受到价格调整等因素的影响，这是国家政策的效益没有完全体现出来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还有3、4千家联网型企业，都是大型、特大型企业，占加工贸易40%~50%。政府考虑到这些联网企业的合同是按1年计的，不能使其在一年内中断，因此，这些企业还在按老政策执行，这些都影响了政策实施后的成效。 “其实，加贸新政在执行中的各个阶段，政府的预期目标也是在不断地进行调整的”。何力解释说，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这个课题，那个时候提“转型升级”是着重从产业结构、提高技术含量、争取摆脱微笑曲线的低端等方面考虑，引导企业逐渐往前端研发、后面市场去延伸，不要满足于只把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拿到国内来，要逐步引导它把研发中心也引进来，而且要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地消化这个技术，要打造民族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当初，政府更多地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但是到了2006年以后，原来的初衷被另外一个目标合并了，就是贸易顺差过大的问题。贸易顺差大、国际贸易摩擦频繁，再加上环保、节能这些矛盾的突出，使“加工贸易转型”的“内容”更加丰富了，要同时把减少贸易顺差、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缓解国际贸易摩擦、维护我们和平崛起的形象融合进去。 但如果把政府首要的预期定位于限制出口的方面，那应该说是逐渐见到成效了。何力说，今年年底的加工贸易的出口额已经下降了4个百分点，这可以说是加贸新政初步显现了其效应，这是第一；第二，今年，以去年底的统计来看，加工贸易的降幅大于一般贸易，实际上此消彼长，加工贸易下降了，一般贸易增加了，也就是说加工贸易占进出口贸易的份额开始回落，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的政策预期初步实现。但是，应该说还没到底，今年8月份以后才能看到真正的效果。 组合拳使企业叫苦连天 对于新政实施后企业认为过严的呼声，包括一些地方的外经贸部门都在叫苦连天的情况，何力认为，他们有自己的实际问题，地方政府相当一部分是从GDP的角度、出口业绩的角度来考虑的，而企业更多是从经营成本方面来提的，其初衷并不完全一样。之所以企业压力大，除了加贸新政外还有很多其它因素，比如两税合并的因素、劳动合同法的因素等，有人称之为“组合拳”。“两税的问题是解决超国民待遇的问题。我们国家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推出两税合并，就是说我们国家的招商引资已经不是20、30年前那种我不设门槛、不附加条件，只要你愿意来、只要你愿意投资我都欢迎的年代了。但是，其实际效果是它与加工贸易的税收政策、管制政策不期然地走到了一起。再比如劳动合同法，其核心是为了保护中国劳动就业人员应该有的权益，体现了劳动力成本的真实价值，但如果不是在这个时候推出来，企业会觉得压力有所减小。” 凤凰涅槃式的新生 “今天出台的这些政策应该说是必然的，只是早晚而言。企业今天所反映的这些问题，是由于企业缺乏危机意识。企业现往中西部转移的时候碰到的这些问题，在28年前的广东一样碰到过，只不过很多企业都熬过了那一关，有点在享受东部改革开放的成果，而且安于现状缺乏危机意识，长期习惯了在国家非常优惠的政策、优惠的环境下去生产，所以，当他们往中西部转移，第二次创业的时候，又一次的阵痛使他们难以接受，但这种阵痛是必然要承受的。”何力说。 对于加贸新政必须从以下三个方向去理解，何力解释说，一是背景，就是我们在什么背景下提出这些政策的。也就是上面提到的贸易顺差太大、贸易摩擦的呼声过高、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等；第二就是目的，政府目的不是要整死加工贸易，而是要让加工贸易完成一个凤凰涅槃式的新生，如果长期满足如此低的产品结构水平、如此粗犷的经营管理，长期靠这些几百块钱的劳动力成本，连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都不给工人解决，不去靠产品创新，不靠工艺流程的再造来创造价值，只是因为政策太好，企业都不用动脑筋，不用创新品牌，不要去改革工艺流程和机器设备就能赚得盆满钵满，谁不愿意做？国家的实施加贸新政恰恰是在促使企业靠品牌的创新，靠改进工艺技术水平、流程，靠产业端两头去拓展来赚钱，这就是目的；第三必须看起点，要比较一定要有个起点。以前，我国在经历了10年文革后整个国民经济濒临死亡的情况下，曾为了吸引外资，不设门槛，当初必须这样，但不等于30年以后还这样，所以我始终认为，这个大政策没错。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负面反响，是因为政策出台确实有点仓促，另外透明度还不够。这个仓促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第一波冲击波出来之前，缺乏充分的咨询和宣传；另外就是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出来的频度稍微密了一点，第一波的矛盾还没有消化完，第二波的又来了，第三波的又来了，使企业感到压力特别大。转型升级也要有一个过程，问题就在这里。但是从长远来说，这些棋早晚都是要走的，这几步早晚要走的，不这样走的话，我们国家的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是没法实现的。 “讲到这个问题，我还有一点要说明。”何力告诉记者，虽然政府在重大的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有时候公开度、透明度、前瞻预期不够，有这个问题，但是也不像一些企业说的那么惨无人道，应该说政府也是力求在现有体制下，关注到了这些问题。比如在去年8月份政府讨论加贸新政实施的会议中，政府听取了各部门反映的意见与问题，部分地修正了决策，并放缓了政策出台的步伐，在一定程度上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现在认真分析一下已出台的禁止类目录，严格来说就是针对“两高一资”的商品，列入限制类目录的，就是低附加值的。 在新政马上要实施之前的一次海关系统内部的一个电视电话会上，何力就提出这样的观点——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和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势在必行。他告诉全国海关负责加工贸易监管的厅级、处级、科级干部，应对这一轮政策调整既要不折不扣地贯彻已经定下来的政策，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这是我们公务员的基本操守，国家机关基本职责的问题，但同时也要理解这个政策给企业带来的实际困难，在操作环节上如何尽可能地把这些矛盾、困难降低到可以避免的程度。 他分析说：“在回顾了加工贸易的起步、发展的这几十年后，无论其从量到质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与环境下，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归纳为十个转变，我认为这十个转变是大势所趋。” 我国的加工贸易乃至整个对外贸易都面临着“十个转变”： 一是要实现对外贸易的整体从数量增加型向质量提高型转变； 二是要实现外贸绩效评估标准从以高污染、高能耗和不可再生资源不断灭失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向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可持续科学发展转变； 三是要实现外贸内容结构从单纯货物贸易向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并重的转变； 四是要实现提高产品竞争力的途径从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土地降低资源成本向通过改善物流、结算等降低服务成本转变； 五是要实现继续扩大出口的价值取向从单一创汇型向综合效益型的转变； 六是要实现出口产品的属性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 七是要实现外贸方式的结构从不断提高加工贸易占比向逐步提高一般贸易占比的转变； 八是要实现出口产品的生产制造过程从较短的产业链和较浅的加工程度向延长产业链、增加加工深度转变； 九是要实现加工贸易企业的主体从外资主导型向内、外资并重型转变； 十是要实现外贸繁荣、发达的区域从部分沿海地区优先发展起来向全国各个经济区域的均衡发展转变。 这“十个转变”的发生，将使我国最终实现从外贸大国向外贸强国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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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出身的作家的错误，往往在于背离他们自己的心， 他们的力量之所在，而向较高的社会阶级借用那些抽象的 概念和泛泛之谈。平民作家有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然而 他们自己却毫不欣赏，那就是他们不懂人云亦云的俗套…… ——儒尔•弥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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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腾笼换鸟”效应：企业掀起“集体倒闭潮” 2008年07月02日 瞭望东方周刊 作者：王开 东莞的告别 是时候了。夏日曾经很盛大。 对第一代东莞外来工来说,他们面临一场“讲不出的告别”。 对东莞自身来说,也必须拿出勇气挥别昨天。 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史上,东莞是一个奇迹。 但奇迹不是完善的同义词,制造业利润的另一面是被压低的劳动力和环境、土地、原料成本,是偏低的汇率,奇迹建立在这种成本洼地形成的落差上。当地基逐渐抬高,利润落差越来越小,东莞奇迹也就变得无奇。而不甘心从已有的显赫地位上滑落的东莞,要告别昨天不会重来的落差,打造超出平均经济面的基座,作为获取升级利润的依托。 此时,原有的“地基”?? 外来劳工及其最低成本维系的中小工厂、低端服务行业走到了尴尬的路口,尽管它们已经对东莞的土地依托过深，但不得不走人了。 当中国的市场经济开始作别超低成本时代,告别成了多处曾经成功者上演的戏剧,只是在东莞更有戏剧性。这不一定是东莞的悲剧,因为当超越平均经济面的升级换代成为一种普遍需求,获得出类拔萃的市场地位和利润,就变成了下一个被追逐的奇迹。
这不仅是东莞的课题。 第一代外来工谢幕 这些十年以上工龄的打工者面临离开 民工也有“工龄”吗?如果有,东莞第一代外来劳工的“工龄”,都在十年以上。 2007年底以来,这批拥有“十年工龄”的打工者,正在面临同样的结局?? 离开。 女工赖彩云是其中一位。4月23日,接到辞退的通知,她在所属鞋厂办公楼前的水泥地上昏倒了。 对她和同伴们来说,东莞转型一时还难以理解,却必得由她们承受最直接的代价。 裁员风波 2008年4月23日,东莞国信鞋业塘厦厂区。 女工赖彩云扑倒在水泥地板上,满脸鲜血,牙齿摔掉五颗……这一切都缘于两天前的“裁员通知”。 4月21日,包括赖彩云在内的400多名国信鞋业的员工,接到了合同到期离职的通知。其内容显示:国信鞋业和这些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已在2008年4月22日到期届满,不再续约。补偿方式是不论工作年限,每人补偿半个月工资。“被裁”的400多人大都是工龄在4年到11年之间的员工,其中有87名员工的工作年限达到十年。 解聘通知突如其来。400多名没有心理准备的员工陆续聚集在国信鞋业的写字楼前,希望能得到厂方的说法。焦急无措的赖彩云,正是在这个时候扑倒在了写字楼前的水泥板上。事后,她被工友送进医院。 400多人没有就此散去,他们开始组织起来,寻求塘厦镇政府和劳动部门的劳动仲裁,但一直未果。 4月29日,他们终于拿到了东莞市劳动局的说法:87名工作年限超过十年的员工不得解聘,其余被解聘的员工补偿金每人多加500元。 国信鞋业最终接受了这一仲裁结果。 这87名员工,有30多名按照《劳动合同法》续签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50多名表示因此事令他们“非常心寒”而拒绝续签。 看起来“裁员风波”告一段落,但以后又发生了一些不平常的事情。 作为国信鞋业塘厦厂区保安队长,湖南永州人龚元文已经在国信鞋业工作了13年零3个月。4月21日的“裁员名单”上并没有龚元文的名字,但令他奇怪的是,厂方忽然从保安公司雇用了一批专职保安,取代了他带领的19名保安的工作。而这种调动,作为保安队长的龚元文,一直没能得到厂方的解释。 接着,5月8日晚,国信鞋业塘厦厂区的皮革等原材料,被一辆卡车全部拉走,库房已经基本清空。“拉到大朗厂区去了”,国信鞋业的员工们肯定地说。 各种各样的说法传播开来:“厂子不做了!”“听说还有最后一批货,做完之后,大家就只能领到最低工资770元!这不是赶人嘛!”“直接放你半年假,等你回来,厂子没了,看你找谁去”…… “这两年这种情况在东莞太常见了。”年届40的老员工程军说。 预感成真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试图联系国信鞋业的港资老板林景浩,但一直未果。据员工介绍,林景浩绝少露面,日常管理者是一名陈姓经理。但陈经理最近一直在上海休假,目前国信鞋业塘厦厂区的负责人是一名叫郭凤生的生产主管。 国信鞋业的员工们深知自己厂子的经营状况。 成立于1985年的国信鞋业有限公司,是东莞第一批港资企业。和零起点的珠三角经济奇迹一样,国信鞋业一开始也只是10多个人的小作坊。到2000年至2003年期间,这个小作坊已经成为东莞拖鞋业的老大,员工一度达到2200多人。其产品在美国、日本、南非等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相当高。 但这两年,由于国际市场不景气,原材料成本的上涨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鞋厂远不如前两年红火。 “2007年,国信鞋业是亏本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信鞋业中高层管理者对记者说,“跟去年相比,光鞋底的成本就涨了一倍多!”而4月21日的裁员通知,涉及这个老鞋厂的过半员工,900多名打工者被裁员400多名,自动离职的100多名。剩下的员工中,80%是工作年限已经超过10年的老员工,平均年龄36岁,最大的已经接近50岁,最小的29岁。 5月24日,记者得知,工龄三年以下的员工也已被国信鞋厂裁完,目前鞋厂只剩下一批工龄十年的老员工了。 所有这一切,都让国信鞋业的员工们备感焦虑。他们迫不及待地想得到一个结果:倒闭赔偿,或者继续工作。 “能给我六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我就知足了。”龚元文对开工并不抱什么希望。“星期六、星期天不上班,晚上也不加班,这工做着还有什么意思!”已经40多岁的潘军(化名)则表达出想继续工作的愿望。但他们始终没能得到厂方的解释。 进入6月,员工们的担心终成现实。14日,国信鞋业断了200多名“老员工”的伙食;16日,国信提出每位员工补偿三个月工资,大多数员工都按要求签了名;17日,国信以签名数不满90%为由表示不再赔偿;18日,100多名“老员工”表示抗议,聚集在老板林景浩在塘厦镇的另一家工厂?? 国信塑胶厂门口,随后,东莞塘厦镇政府信访办提出,国信老板已经找寻不到,由国信鞋业所在的工业园赔偿员工当月工资,遣返这些“老员工”。 据了解,林景浩可能已回香港,其子在东莞大朗所开的鞋厂,因法人不同,不涉及此次纠纷。截至发稿时,上述100多名“老员工”仍在国信塑胶厂等待交涉。 十年谢幕 遭遇“裁员风波”的远远不止国信鞋业一家。 “纠纷太多,我都记不起多少次了。每天都有,有的时候一天好几起!”东莞市塘厦镇治安联防队员汪东生(化名)深有体会,因为每次出现纠纷,他们都得赶去现场维持秩序。“原来没那么多!从2007年年底以来,就开始多起来,大部分是因为厂子要裁掉老员工,在赔偿问题上没弄好引起的。” “2008年第一季度,劳动仲裁同比增长了4.5倍。”东莞市劳动局劳动关系科副科长吴德阳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其实每年都在增加,但今年第一季度确实增加得比较厉害。原因有三:一是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二是仲裁不收费,三是企业存活困难。” “天天看报纸上这里裁员那里纠纷,没想到会落到自己头上。”程军闷闷地说,“我已经闲了20多天。” 程军不是农民,是重庆江津区的城市户籍人口,1997年下岗之后来到国信鞋业打工,至今已有11年工龄。4月21日的“裁员通知”上有他的名字,工友们跟他开玩笑说:“程军这是第二次下岗!” “我有60多岁的老人,还有两个孩子,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小学,你说我怎么办?”程军为此头发白了不少,老婆何四嫒又给他染黑了,为的是“显得年轻些,好找工作”。 5月20日,程军离开了东莞,赶回重庆照顾地震中受灾的60多岁的父母,并打算在重庆打工。 “离开”的故事正在东莞不断上演,其中一桩来自某染厂的染色高级师傅老刘。老刘是四川达县人,上世纪90年代初,因为读不起书,还未成年的老刘和村里的“年轻劳动力”一起来到南方。但当时南方的工作机会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老刘和找不到工作的“盲流大军”一道,在天桥底下过夜,躲避查暂住证的治安队员,睡乱坟岗子……靠着在工厂做工的老乡的救济度日,直到再也无法保证每天能吃一个馒头。他们中有的人开始偷窃和抢劫,挨了两天饿的老刘,则幸运地被一家作坊式的染厂录用了。 从那家染厂做起,老刘渐渐成为一名染色高级师傅。但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以出口加工为基础的珠三角服装企业受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等因素的影响,一家接一家地关门大吉。服装厂的倒闭,直接断了染厂的货源,而且一些已经“跑路”的服装厂老板还欠着染厂的加工费。 2008年3月,染厂倒闭了,老刘消失了。 “找不到人了,听说是回家了。打工的都是这样,厂子没了,人也就没了。”故事的讲述者周兰亭说。 再次起步的彷徨 “我们知道自己是过客,迟早得离开,但没想到这么快!”龚元文原本的计划是,再干个三五年,积蓄些资本,回老家开个木材厂。 似乎没人想回到农村再以种地为生。但重新找工作,对于这批“老外来工”来说,其困难程度会超出想象。 席居花,36岁,四川人,在国信鞋业工作九年,4月21日被裁。其十岁的孩子在老家上学,丈夫在另一家工厂做工。失去工作的席居花每天都会出去找工作。十几天过去了,应聘了20多家厂子,没有一家愿意接受她。原因很简单:国信鞋业是做拖鞋的,其他传统制造业,比如一般鞋厂、制衣厂等都觉得她的“技能不合适”;而电子厂等用工巨大的企业,由于零件细小,操作精微,大都只招收25岁以下的年轻人。 “有没有想过去昆山、苏州等地看看呢?”“怎么去啊!以前是20多岁,现在40岁了!”面对记者的提问,潘军脸涨得通红。 潘军他们这批人,刚来东莞国信鞋业打工的时候大都是20出头,最小的彭金双当时只有17岁。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了十多年,结成了五六十对夫妻,孩子大都在附近的私立学校上小学。今年已经29岁的彭金双已怀孕7个多月,她和老公就是从同事发展为夫妻的典型。现年28岁的陈月建与他50多岁的母亲一起在这个厂子打工也有十年了,如今母子俩都被裁退。 “就是我们这些人,看着这个小作坊发展起来的。”湖南人邓春华是大家的“大姐”,“我们每个月要做200多万对鞋子,加班到晚上11点算是少的。1996年到1999年那一段,每天都是7点上班,晚上12点半或者1点多才交班,工资只有六七百元。淡季的时候,200元每月都拿过。我们从来都不知道底薪是什么。直到2006年,我们中的一部分人才有了690元的保底。” 据广东智通人才的蔡小梅介绍,东莞目前外来工的工资大都在1200元到1500元之间。对于这个劳动力市场行情,邓春华回答说:“我们的工资补贴加班费全加起来,现在有拿到1500元的。像龚元文这样的中层,可以拿到2000元了。但这个数目,我们才拿了五个月,这就让我们卷铺盖走人了?” 这些“城市过客”们都很清楚自己的弱势地位,但没有人甘心一无所获地打道回府。 “这就是政策法规考虑不周详的地方。东莞乃至整个珠三角的工厂大都是中小厂家,不可能一下子拿出几千万的退偿金,而这只能形成更大的冲突。”曾任东莞市台商协会会长的叶宏灯对记者说,“人是越老越好,我们希望善待劳工,但政策法规一刀切下去,溯及以往,这就成了没办法的事情了。” 告别东莞的劳工 东莞有多少外来工?有人说800多万,有人说早已超过1000万,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东莞到底有多少“打工十年”的外来工?就更加是一个未知的答案了。毕竟,无数的农村青年,都曾把“去东莞打工”看作是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 如今的东莞已不同以往。4月9日《东莞时报》的《新莞人离城悄然开始》报道说,当下的东莞,必须卸下沉重的包袱,才能阔步前行,而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已成当务之急。谁走,谁留?从政要、专家、学者近日一系列的言论中似乎已能找出答案:走的可能是劳动密集型低水平企业的劳动力。 “东莞现在有外来人口800多万,至少有400多万居住在旧村、旧厂。”东莞市长李毓全对媒体说,很多旧村条件差,有安全、治安隐患,“我们可以通过旧厂、旧村的改造,实现东莞人口数量的减少。” 东莞在转型,珠三角在升级。离开,成为东莞第一代外来劳工的宿命。 在研究劳动力状况的学者看来,珠三角大量的劳动力是没有一技之长的、缺乏竞争力的普通劳动者。改革开放之初,他们奔赴这里为了养家糊口辛勤劳作,现在好不容易有点社会保障,他们又被淘汰了。以往的打工经历没能给他们积累下资本,他们重新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上。 现在的乡村,对于大多数进城务工者来说,还是一个难以回头的地方。虽然没有了农业税,但农村仍然是人多地少、收入微薄。相对来说,收入更高、机会更多的城市无疑更具吸引力。早在2007年就有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村庄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年劳动力都已经出去了。中国的城市化还在继续,经济还在增长,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在持续。这也是前一段东莞童工事件中被解救童工拒绝返乡的一个背景。 随着年龄的增大,老一代农民工眼看着就到了“既不能靠智力吃饭,也不能单靠体力吃饭”的阶段。但东莞第一代外来工们还不到这个岁数,城市化进程还在大量需要简单劳动力。内地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会给他们更多的就业机会。就像回到老家重庆打工的程军,未尝没有希望。建筑工地,餐厅饭馆……那些没有任何门槛的就业岗位,还可以吸纳他们。 “再过几年,人老了,就回家养老,靠儿子养着了!”30岁出头的龚元文拍了拍年仅7岁的儿子龚红伟的屁股,笑了起来。 “企业倒闭潮”真相 要走也是一百家一起走 “2007年底,虎门一个镇就走了200家企业。今年比去年更严重!”东莞市虎门镇政府宣传科教办公室主任李世贤说。 2008年一季度,虎门镇企业倒闭现象比2007年底有过之而无不及,虎门外来劳工大批撤离,劳动仲裁一起接一起。镇村两级一季度外来工遣散费就花了2000多万元。 “不走的厂子也成了空壳,平常一千多号人的工厂现在只剩下十几个人。可以说,加工业正在离开虎门。”李世贤对此无比忧心。东莞市虎门镇以服装产业而知名于天下,有外资企业1400多家。 倒闭的骨牌效应 走在东莞凤岗镇工业区附近的街上,许多随着工厂和民工的离去而失去了消费者的店铺,早已开始一批批地倒闭。随处可见紧闭的铁闸门上方挂着招租的广告牌。“老板走了,工厂倒了,人都空了。”一家餐馆的老板说。虽是就餐时间,他的餐馆里面却没有一个客人。 企业倒闭的阴影笼罩着东莞。 实际上,2008年以来,工厂的倒闭和迁移几呈加速趋势。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此起彼伏的“裁员浪潮”。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近日进行的一项调查也显示,珠三角20%的受访港商计划关闭工厂或放弃生产业务,据此可推算出珠三角有数以千计的港资企业将会倒闭。 瑞士信贷首席经济学家陶冬认为，未来三年内广东地区或许将有三分之一的出口型企业面临关闭的命运。 东莞更多的企业都在紧锣密鼓地考察调研,准备着下一步的打算。内地、越南、马来……都在他们的考察范围之内。商人无国界,加工制造业的特征就是“水往低处流”。 “搬家很麻烦,但没有饭吃,就只能走了。”东莞市台商协会东城分会前会长叶久十考察了不少地方,但还没有哪个地方能让他满意。邻近的越南只有8600多万人口,开发几年之后就会饱和。内陆省份的人口结构也令人担忧,再加上运输成本的增加,“不少地方连国际机场都没有”,这让内地不少地方的招商成功率难站高位。 据台商蔡炎龙介绍,目前广东北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西等地,都在离东莞车程五六小时之内,这是台商考察后的迁移首选地区。目前已有部分厂家搬迁到这些地方进行生产加工。 打算归打算,但没有谁愿意走。台商子弟学校关于“对珠三角投资环境的改变,到底留还是走?”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5%的台商表示准备撤离;20%的台商表示不会受到影响;剩下75%的台商表示受到影响,但正努力克服,不会轻易离开。 台资企业绝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它们在东莞已形成紧密的产业集群,一家企业想要撤离很难不顾及其配套产业的状况。“要走我们也是一百家一起走。”叶久十透露说这是台商协会给他们的撤离意见。 但走或者留,不是一个人说说就能算的。要留就要看你有没有办法撑下去了。 谁能掌握定价权 每年7月份,珠三角不少鞋企都会去参加美国加斯维加斯州鞋展会,并接受订单。 “我们今年的报价会高一些,需要考虑到成本上涨和汇率的因素。”国信鞋业的一名主管对记者说,这是珠三角企业共同的希望。 但希望总是不太容易实现,提价面临着失去客户的危险。早在2008年初,东莞凤岗镇联泰控股有限公司就因客人不同意涨价而不得不放弃部分客户资源。 “美欧等海外采购商并不接受成本上涨以后的新报价。”东莞当地业内人士称,目前,美欧进口商在价格上非常敏感,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采购从紧策略。 无法提价致使企业只能压减自身的利润空间,不过现实的情况却是,整个制鞋业的平均纯利润水平不过3%～8%。不能提价的前提下,再接订单便意味着亏损。 在争取提价的过程中,珠三角的企业正在面临一张越来越紧的网。“国际环境的不景气,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以及人民币升值”,被称为勒住珠三角企业咽喉的四条经济绳索。 美国是东莞最大的出口地。每年东莞有170亿美元的商品直接出口美国,130亿美元商品通过香港转销美国。美国的次贷危机越来越糟糕,全球经济减缓,这对主要以出口欧美为主的珠三角企业来说,难免会严重缺氧。订单减少是最近东莞出口企业遇到的普遍难题。 人民币升值也成为一个影响因素。不少接了订单的工厂,会忽然发现自己按照当时汇率计算出的利润,竟然被人民币升值蒸发得一干二净,甚至于亏本。国内原材料价格和人力成本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呈陡涨之势。 “从根本上说,东莞出口外销型企业遇到的最核心问题是需求下降与竞争加剧的矛盾,即全球需求量大幅下滑,尤其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引发了经济衰退;同时,东南亚等新兴国家制造业飞速发展,与‘东莞制造’形成竞争,而‘东莞制造’却因为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导致成本大幅上升,竞争优势削弱。”曾任东莞台商协会会长的叶宏灯如此分析“东莞制造”腹背受敌的处境。 “劳动司法黄牛” 职高毕业的余红斌1996年来到东莞,在一家五金家具港资企业打工,目前月薪2000元。但他认为,这样的薪资待遇低了,以他的技术条件,完全可以拿到3000元每月。而余红斌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机会,他每个周末都会去一些招聘会碰碰运气。 相对来讲,招工企业早已全然放下曾经高高在上的身段。东莞大部分企业的普通工人,月薪已提到每月1500元左右。但即使这样,也仍然无法降低工人的流动性。 提高薪资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现在最头疼的问题是劳工的意识形态变了,他们的劳动议价能力增强了,但很不规范,动不动就把工厂围起来。”一位企业主无可奈何地说，“相关法律法规需要一个适应期,企业需要,工人也需要!” “现在有几个工人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几乎没有!现在跟工作十年以上的工人续签合同,每个人都要补偿金!而早些年没有规定的加班费,现在工人也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补偿。”他说。 相关法律法规对企业到底有什么影响,在社会各界引起了争论。 “据我所知,大多数小厂都没照办,都还在观望。”在相关法律法规实施之初,在珠三角从事外贸加工制造业近20年的赵新春,道出了他所掌握的情况。 在监管缺位的大环境下,珠三角大多数中小企业都存在充斥着霸王条款的“厂规”或者“员工守则”。而在厂方与员工所签订的劳动合同中,都会把“厂规”或者“员工守则”包含在内,定义为与劳动合同具有同等效力的文件。如此《劳动合同法》很难发挥出预期的效力。 劳工和企业没有充裕的时间学习相关法律,大部分民工对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并无了解。可以说,它对大多数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构不成压力。 至于少量为国外名牌做加工的大型企业,往往都要接受委托方严格的人权、工业安全、道德贸易等审核。在这些企业里工作的民工,所享有的待遇是某种程度上已达到甚至超越了相关法律的规定。 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秘书长赵维南分析说，自从2004年的“民工荒”后,打工者们的议价能力普遍提升,新法的出现,目前对企业主的影响大于劳动者。 相关法律的初衷良好,而实施细则是在法律实施接近半年之后出台。一个现象在东莞出现了??“劳动司法黄牛”。 刚刚倒闭的一家东莞港资玩具企业可能正是一个典型案例?? 有广东玩具业人士透露,近期,一些律师南下东莞联络工人,表示愿意为其追讨企业主去年并未按规范缴纳的各类保障以及加班费。工厂和工人的僵持持续一阵后,该港商拿出200万元作为赔偿,随即工厂也宣布关闭。 谁是被腾出笼的鸟 东莞市外经贸局的统计说, 2007年东莞全市关停外资企业有909家。可在东莞,你难找到一位厂子已倒闭的中小企业主。 这些企业的老板大多都是从作坊式工厂起家的,他们曾经充满活力地经营在东莞这块246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是,如今这些企业的老板们,在东莞已难寻踪迹。对于这些被称为没有“根”的企业来说,倒闭也就意味着从此蒸发。 然而,这一结果兴许正是政府预见到的。 “每天倒十家都不用太怕!”东莞市劳动局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罗自强说,“这样可以腾出土地,引进人少、效益好、高科技、环保的企业。” 近年来,东莞成为广东产业转型的试点,而广东在产业升级换代这个问题上执行力度比较大。在2月29日宣布倒闭的东莞福安印染厂身上,业内人士看到了调控的影子。该厂是香港上市企业福田集团的全资子公司,2006年,福安印染遇到了“环保风暴”?? 环保部门发现了工厂私自埋设的排污管线,每年偷排高浓度印染废水近1000万吨,而该厂上报的排污量仅有600万吨。 此事让东莞方面颜面尽失。一位广东纺织业人士称:“出事后,福田集团也深知其在广东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便陆续将子公司迁出广东,转在内地开设工厂。” 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今年两会期间的发言认为,广东省很多产业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政府希望把珠三角极其有限而昂贵的土地,腾给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反映在政策层面上,就是出口退税、加工贸易、环保监控在不断调整,包括制鞋企业在内的外贸出口企业一直负重前行。 2月17至21日,广东省发改委主任李妙娟跟随省委书记汪洋到沪苏浙三省市学习考察。“大开眼界,深受震动”,她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回到广东后,她向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十条建议,其中第六条涉及到产业转移??“坚定不移地推动珠三角低水平劳动密集型产业大转移,同时着力强化产业集群发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以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淘汰落后,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以及基础产业。” 但业内人士也认为,产业升级是一个自发的市场过程,不会也不能过于集中。陶冬说,决策者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讲产业升级换代,实际上低效产业淘汰容易,把新的产业引进来很难。相比于以往的洼地产业,新产业需要的要素和政策平台以及上下游通道更苛刻,产业链的打造更复杂。在各地一片升级换代的呼声中,升级换代的门槛本身也被提升了。 东莞市台商协会东城分会前会长叶久十说,东莞千万需要注意别让自己的能量随着人气跑掉。 “东莞社会”的象征意义 这座在中国乡村知名度最高的城市,20多年来一直为无数的农村青年提供着看似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 东莞塘厦镇东兴大道的两旁,一条街上都是振兴围村的出租楼房。 这是一个典型的东莞式村庄,村民们在自家宅基地上把房子盖到六七层高,再分割成鸽子笼般的单元,廉价租给来东莞谋生的人群。楼与楼之间建得很紧凑,很多楼阁墙面张贴着“对外出租”的告示。 湖南人曾远忠(化名)是这一带的二手房东,他手里有38套单间,这让他每个月能有近2000元的收入。 不过最近,曾远忠郁闷不已,往年天天有人打问房子的情景已经好久没有出现了。这两个月以来,曾远忠那些每月130～150元的单间,只见搬出的,不见入住的,剩余的4套单间已经鲜有人问津了。 “人见少了!”虽然远离工业区,但曾远忠还是清楚地感觉到了变化。 “减人”的城市 密密麻麻的大巴、中巴、小巴川流不息,不断地吞吐着操各种方言的青年男女,这些长途汽车不仅来自东莞市的28个镇,也来自国内许多省份……东莞每一个长途汽车站,都是这样一幅纷乱景象。这座在中国乡村知名度最高的城市,20多年来一直为无数的农村青年提供着看似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 5月9日中午,东莞塘厦镇林村新太阳工业城,各工厂之间的道路上到处可见三五成群的工人。18岁的李辉和20岁的张兵都来自河南,他们在东莞已经换了几家工厂了,到元帮电子厂打工只有几个月时间。同样消瘦的他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拿着1000多元的月薪。他们的工友大都来自河南、四川、云南、广西等地。 工人需要工厂,工厂也需要工人,林村新太阳工业城的工厂,天天都在招工,工人的平均工资也涨到了每月1200元左右。 据相关资料统计,面积2465平方公里的东莞,目前生活着800万民工。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移民,大部分都不能获得户口成为本地人。20多年来,东莞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县平地而起,成为“世界制造工厂”。而这些民工仍被隔离在本土社会之外,他们更像游离者,在东莞的工厂里工作几年之后,再脱离而去,就像他们不曾来过。 但从今年开始,民工从东莞“脱离而去”的速度,将越来越快。 5月27日,东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提出,要参照个人所得税征收办法,改革出租屋征收税费的相关政策,把税费多少与租住人员多少捆绑起来,以提高出租屋租住和经营成本的经济手段推动新莞人回乡创业。 东莞能容纳多少人口?这个凯恩斯(博客)式的宏大问题,正在成为东莞最热门的话题。一位东莞市委人员说,今年以来的东莞全市大会小会上都提到“减少人口”一事。 4月3日召开的东莞市领导干部大会上,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志庚要求各部门、各镇一定要做好统计,精确计算具体要转走多少人,转走多少企业。而副市长梁国英透露,“目前,东莞600万人最合适”,这意味着东莞人口将削减一半,也就是说,东莞两个人中就要走掉一个。 东莞市要“转移低素质人口”的决策早已做出。政府官员、专家多次在不同场合作出同样的表示:东莞已难以承受人口之重。环境、资源、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等现有条件已容纳不了千万人口。 其实,人口的极度膨胀并不是东莞一地的苦恼,整个广东都面临着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巨大人口压力。到2007年,广东省常住人口达9449万,仅次于河南位列全国第二,而实际管理人口的数量更跃居全国第一。这样的人口基数,使就业、教育、社保、医疗、住房等社会资源已经无力承载。在东莞,大量的生活垃圾甚至让生态环境陷入崩溃边缘。一直以来,廉价劳动力作为东莞模式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居然越来越成为东莞的“负担”。 不过,东莞是一个制造业基地,放眼东莞的工业流水线,大都是来自内地的、年轻、有初级文化水平、没有家庭负担的打工者。撵走了这些人,如何保住东莞的能量?东莞,究竟是200万人的城市,还是1200万人口的城市?似乎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东莞减人”的消息一出,就引来争议。 谁是“食利者” 走进东莞塘厦镇诸佛岭村,你会看到一排排的别墅群,风格统一,规划得整整齐齐。按照东莞的市场价格,这些别墅每栋在200万到300万之间。而他们的主人,正是诸佛岭村的村民,这些别墅群落是他们的农民新村。 诸佛岭村在塘厦镇不是富得拔尖的村子,但也能够算得上相当富裕了。跟东莞各镇村的情况一样,诸佛岭村的村民收入主要来自于物业租赁和村(社区)集体分红。而据报道,东莞市富裕的村子每年每人可分到10万左右。 没有人怀疑,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东莞民间积累了庞大的财富。据银行界人士表示 ,2006年底东莞市银行存款总额为3400亿元,其中至少1000亿是个人存款。如果加上东莞居民投资在房地产、股票上的资产,东莞民间财富的总量有数千亿之巨。 这些就是“东莞模式”留给本地人民的第一桶金。而东莞百余万户籍村民,也正因此被称为“食利者阶层”。 许多人认为,农民变成“食利阶层”,房屋可以继承,“股份”也按人头给,一些富裕地区的下一代一出生就含着“金匙”,一些学者则指责,东莞人是种房子的,租出去赚了钱之后,种更多的房子。 有了第一桶金的东莞村民,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不思进取”。除了种房子,东莞居民能够介入的产业,最初始的是生活服务业,比如开发廊,开食店。直至90年代开始,他们进入酒店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 “食利者”也并不都是富裕的。贫富差距在他们中间一样存在。 塘厦镇蛟乙塘村居民赵叠寿就是“食利者”中的异类。赵叠寿的家是两间破败的瓦房,屋内低矮狭窄,住着一家三口。这跟同为塘厦镇的诸佛岭村的别墅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在其屋后,有6间更为破败和潮湿的简易砖房,据说是用来出租的,房租每月80元,但已经很久没能租出去了。 由于蛟乙塘村的开发程度比较落后,去年村里分红每人只有2300元。而村里提供的两个扫大街的名额,赵叠寿的老婆抽签也没能抽中。迫于无奈,她在门前已经卖出去的土地上,开了几分菜地,自己种菜卖菜,每天能有20多元的收入。 赵叠寿原本是个“搭客仔”,每月开摩的能赚三五千元。东莞禁摩,赵叠寿又没能当上村里的联防队员。由于没有劳动技能,去工厂做工每月工资也只有六七百元。他宁愿闲在家里。 “食利者”阶层的优越性没有发生在赵叠寿的身上,他似乎是东莞20多年飞速发展过程中遗忘了的人。当然,被遗忘的不止赵叠寿一个人。 东莞,被凿开的口子 住惯了圈大饼式的国内大城市,来到东莞会一时恍惚,不知道置身于农村还是城市,到处是农村,遍地是城市。这片在广州和深圳这两大都会之间的地区,成为一大片城市森林。 就在这片城市森林中,人们的经典描述是,居住着百余万已经富了的东莞农民,和数百万想要发财其实却发不了大财的内地民工,其中夹杂着抢劫者、乞丐、失学儿童。有人说这是一座农民城市。 在媒体眼里,东莞有不良纪录??“血汗工厂”问题未完,“童工”问题又现,“治安差”、“打工城市”、“污染重”。 在凉山童工事件中,使人们最震惊的是童工并不愿意返回家乡。凉山当地的社会经济极端落后,这些童工在家乡早已是“成熟劳动力”, 但繁重的农活仍然无法保证能让他们吃饱饭。部分被带出去的小孩并不是工头拐骗而来,而是被他们吸毒的亲生父母所卖。 “我不想回家,我爸爸妈妈已经把我卖了。”来自凉山越西农村的小女孩罗思琪不接受警察的帮助,理由是家里非常穷,她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她需要一份工作。 而与大多数城市一样,制造业发达的东莞提供了众多的工作岗位。童工的分布也正说明这一点,“东莞是凉山童工的一个据点,他们以这个据点为圆心,向四周发散,深圳、广州、惠州、江门……”来到东莞,几乎是他们的必然选择。 一条冰封的江面,凿开一个口子,特别容易钓到鱼。东莞就像那个被凿开的口子。 集中了来自国内各地1000万的劳工,集中了贸易顺差,东莞也就集中了社会问题、环境污染、能源消耗巨大、市政建设跟不上……诸多种种,都不是东莞以一城之力能够解决的问题。 行政设计与市场力量 东莞模式是国内最接近于自发的城市化路径,说得上是农民自主的城市化。同时,东莞为中国低端人群提供了城市化、工业化、融入国际大循环的机会。 现在,为顺应产业转移选择性发展的取舍,东莞要将东莞列车驶离原来的东莞模式的轨道了,例如对新移民加以甄选,扩大政府对经济干预,增强向上的行政能力等等。 但东莞要转向那里?其实还没有十分清晰的方向。东莞市人事局人才开发科某位科长因工作进展缓慢而叹,要引进人才,但到底要引进什么人才呢?按照政策设计者的设想,那就是“腾笼换鸟”。制造业走了,但是把总部、研发中心以及物流留在东莞。 这种设想也还没有得到基层的理解。“‘腾笼换鸟’没有想象的那么美,这是想当然的‘转’!”东莞市虎门镇政府宣传科教办公室主任李世贤说,“有产业才会有人,人口少了,第三产业也会受影响。” 据李世贤介绍,虎门实际上早已开始“转型”,虎门镇区专业的商贸城就是虎门未雨绸缪的一个象征。“虎门交通便利,现在虎门每天有20万的采购量。留住这一块,虎门就还有希望!”李世贤说,“虎门的转型符合经济规律,绝不是行政强行设计的。” 据报道,东莞的经济三分之一靠村镇集体经济。省与市一级领导为争取税收更愿意吸引含金量高的企业,而村镇为了解决就业、收租费及发展服务业,更乐意留住劳动密集型企业。“目前村民的医保、社保全靠集体经济,如果政府在转型中操之过急,可能会引发新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东莞市一名官员说。 东莞市的转型在广东省“解放思想”的大框架下进行。自去年底以来,广东省政府在大会小会上,均旗帜鲜明地要求进行产业升级,坚决淘汰落后产能。但在东莞,有关“产业空心化”的担忧极为普遍,地方政府不断收到来自外资企业协会及行业协会的压力。实际上,当地政府在满怀诚意地希望企业能够留下。 制造业,是东莞的核心磁场。“把制造业理解成低级产品的生产形式,那就错了!”台商叶宏灯说,“制造业是全球经济供应链系统的重要环节,在市场、研发、制造这一条链中,制造环节会让任何一个国家产生效果。” “如果你的产品要获得全球消费者的认同,你的质量、交货速度、如何把产品用最快的速度送到全球消费者手中,这才是一整套加工制造系统。”叶宏灯认为东莞没有好好利用制造业这一基础。 当然,东莞政府并不想抛弃传统制造业。哪怕是那些要迁走的企业,东莞政府也希望他们根留东莞,帮助东莞打造总部经济。这是东莞的理想。东莞想要发展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高端产业,那么就要想方设法补齐知识、技术、人才和研发等短板。 曾经的幸运儿东莞在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大潮中,一直扮演着打拼者的角色。珠三角的市场格局给了它“世界工厂”的地位。市场的力量是强大而不可阻挡的,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规模摆在那里,已经有那么多人力和资本集聚在那里,这对东莞来说是别地不可及的财富,是转型的基础,面对成本地平线升高、利润摊薄情况下的转型突围，东莞的新选择无疑会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轨道中留下记忆。 ■ （感谢广州撰稿人余以为的帮助） (本文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作者：王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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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出身的作家的错误，往往在于背离他们自己的心， 他们的力量之所在，而向较高的社会阶级借用那些抽象的 概念和泛泛之谈。平民作家有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然而 他们自己却毫不欣赏，那就是他们不懂人云亦云的俗套…… ——儒尔•弥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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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企频现“范跑跑” 开溜老板多涉民间借贷
浙江省银监局领导的案头上，有一份今年6月份最新出炉的调研报告，显示出浙江中小企业(行情股吧)因借高利贷而倒下的“死亡名单”。 在台州市15例因经营失败逃逸的企业案例中，多数企业涉及民间借贷： 绍兴上虞天绿纺织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因涉及民间高利贷，于2007年底突然失踪，企业停产；作为义乌百强企业的义乌保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因借高利贷用于异地投资，不堪高利贷负担，法人代表叶荣兴于2007年底逃逸；…… 糟糕的是，这份清单上的名字还在不断增加。 事实上，原材料价格猛涨、人民币升值、用工成本猛增、银行贷款难、民间借贷利率飙升，正在成为百万浙江中小企业正面临的“五大困境”。
“钢材价格从年初每吨4500元，飙升至现在的每吨6500元，”磐安一家专业生产童车企业负责人表示，“由于产品中使用钢材的比重过大，公司在年初接到的订单全部亏损。” 由于钢材价格自年初以来的上涨幅度超过40%，而加工企业的产品出厂价涨幅只有10%，这些加工企业的生产十分被动。 上海百产实业公司总经理李欢根说，“根据我们的客户调查，由于钢材价格上涨很快，客户在年初接到的订单越多，亏损的越多。”很多客户现在干脆不接订单，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希望能减少亏损。 原材料价格上涨并非只有钢材一项，其他原材料的价格涨幅，并不比钢材涨幅低。 由于浙江资源稀缺，原材料价格上涨对“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为经营特色的中小浙企影响严重。据浙江省银监局最近针对265个中小企业的抽样调查显示，在诸多造成企业资金紧张的因素中，“原材料过快上涨”所占比重最大，高达65%。
新《劳动法合同》的颁布实施，也给浙江中小企业带来挑战。据浙江省中小企业局最新调研报告显示，目前浙江中小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和社保覆盖率只有50%～60%。该报告称，如果按照法律规定实现全覆盖，企业用工成本将大幅增加。 “目前（集团）公司员工总数有1万多人”，浙江台州某大型劳动密集型企业老总表示，“如果实现‘5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公积金）全覆盖，需要增加费用1400多万元，加上提高工资水平需要400万元，累计用工成本增加1800万元，这将占到公司全年利润的27%。”
人民币升值和出口退税调整，也给浙江中小型企业传统的外贸经营模式带来挑战。浙江省中小企业局的最新报告显示：“人民币在今年1～4月已累计升值4.3%，已经成为当前最难预测、影响中小企业最大的因素。” 一位在浙江义乌专业经营服饰饰品生产和出口贸易的老板昨日说，目前经营状况很不好，工厂处于停产边缘，随时可能关闭。 这位老板称，目前义乌的同行已达成一致共识：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6.5将成为一个坎，一旦突破这个坎，更大一部分出口生产企业也将会被压垮。 对外贸型企业来说，汇率波动不仅使出口受阻，更给其持有的外汇带来风险，使其遭受双重损失。浙江省银监局的报告称，中小型外贸企业希望银行提供远期结售汇、贸易融资、外汇掉期、外币结构性理财等多类型的汇率避险产品，但银行目前的手段局限于远期结汇和贸易融资，其他手段很少使用。
浙江省银监局调研报告显示，“银根紧缩”政策已使辖内银行机构的总体信贷供给能力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小企业经营成本上升，融资需求扩大，加大了信贷供需矛盾。 报告显示，一季度浙江省全部贷款增量1448亿元，同比少增318亿元。其中，小企业授信户数比年初减少11664户，小企业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50亿元，仅相当于去年全年增量的8.6%。如按小企业贷款增量不低于同期全部贷款发放的进度估算，一季度小企业贷款应增200亿元，实际同比少增150亿元。 “当前中小企业资金缺口十分严重，资金链断裂的危险正在加大。”浙江省中小企业局的报告说。 由于信贷资源稀缺，浙江中小企业银行贷款利率随之高涨，不少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普遍上浮30%～40%，甚至80%。如果是担保贷款，还要加上担保机构2%～3%的担保费率，融资成本更高。 报告称，今年1～4月，浙江规模以上中小企业的财务费用增长41%，其中利息净支出增长45.18%，亏损面达21.03%，亏损总额70.60亿元，比去年同期上升34.93%。
浙江省银监局报告显示，由于资金面持续紧张，众多中小企业只能转向民间借贷，以寻求融资渠道。在目前浙江温州的企业营运资金构成中，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民间融资的比例，已经从2006年的60:24:16，转变为现在的54:18:28。 报告称，在被调查的企业中，有一半以上曾有过民间融资行为，有15%的企业通过民间融资解决资金紧张问题。 民间借贷的盛行，也使得民间借贷利率大幅攀升，“部分企业短期民间‘过桥借贷’月利率高达4～6分”，浙江省中小企业局财务统计处处长卢绍基对记者表示,一旦企业难以偿还债务，资金链就会断裂。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最大的钢制轮胎制造商，有较稳定的流动资金贷款授信。但公司为提高产品档次，急需1亿元的技改投资，而银行的中长期贷款无法落实。 该公司负责人表示，“目前流动资金不缺，但市场竞争激烈，不搞技改就是等死。搞了技改，没有银行的中长期贷款，挪用短期资金进行技改，也等于找死。” 浙江省中小企业局财务统计处处长卢绍基对记者表示，“浙江省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中，技术改造贷款的比重，已从2000年的16.09%，下降到2007年的0.97%。金融机构贷款结构失衡，使成长型中小企业失去后续发展能力，无法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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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出身的作家的错误，往往在于背离他们自己的心， 他们的力量之所在，而向较高的社会阶级借用那些抽象的 概念和泛泛之谈。平民作家有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然而 他们自己却毫不欣赏，那就是他们不懂人云亦云的俗套…… ——儒尔•弥雪来 |